蒋晖|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展开的历史前提、普遍形式和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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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晖|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展开的历史前提、普遍形式和基本问题
一.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展开的两个历史前提
南非女作家贝茜·黑德和儿子在寓所门口。逃离种族隔离制度后，她定居在博茨瓦纳的索络维村，在这里从事农村合作社实验，并写下了自己大部分传世之作
文学批评的发达程度往往是文学是否进入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因为文学批评是文学反思自身的理性活动，其达到的深度意味着写作者在其所处时代思考社会、人生与艺术时可获得的理性和智性的自由度。整个文学活动包括想象力和判断力两个部分的思维运动。与非洲文学机制受到西方的直线式控制不同，非洲文学的想象力和非洲文学批评话语则与西方不构成简单的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可以说，一方面，非洲文学批评所使用的所有术语、谈论现代性问题所依赖的观念框架以及阐释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系，几乎都来自西方；另一方面，非洲现代精神运动的内核——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激烈的反殖民主义、追求非洲一体化的泛非思想和寻找非洲文化认同的本土文化自觉——积蓄了足够的势能，反过来影响着西方20世纪下半叶的思想运动，帮助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各个层面上推动去本质主义和去中心主义的西方思想改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简单地说，当代非洲思想没有自己的原创性，或者将之看成是西方思想运动的衍生物。其实，正是1960年代以来旧有的殖民体系在亚非拉的瓦解才形成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想发展的历史条件。
1986 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二届非洲作家会议论文集。瑞典文学界十分关注非洲文学的发展，分别在 1967、1986 年召开非洲作家会议。1986 年会议之后，索因卡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将非洲文学思想作为考察对象，我们首先需要承认，非洲现代文学思想是非洲主体意识自觉的产物，也是非洲知识界进行文化主体重建的各种知识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通过泛非主义、民族主义、部落主义、自由主义等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诉求表达出来，其内容和具体性都远远超越西方思想的局限，具有原创性和革命性。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思想运动几乎都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在现实层面远远未获得成功，其原因就在于，非洲的民族国家体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权、政党及其他社会组织——没有能力完成非洲民族国家建设的重任。恰恰相反，独立之后迅速出现的亲西方的精英层、腐败、部落战争和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导致了非洲当代历史中的一段特殊的“独裁统治时期”6。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非洲作家的任务就从反西方和反殖民转移到了反本国的独裁统治，而这些作家大多流亡海外，流亡地大多为欧美国家，因此，这个时期的非洲文学家自然在欧美左派思想中找到深刻的共鸣。西方左派思想长久地、根深蒂固地影响了非洲的文学以及批评话语，西方左派思想的局限性——批判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对政党政治的厌倦、强调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强调反主流的边缘批判位置、强调反权威反建制的各式各样的亚文化话语、对民主毫无批判的赞美——也深刻地在非洲文学评论和研究中打上了烙印。一言以蔽之，非洲文学批评是非洲文化主体自觉的产物，然而，因为非洲缺乏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来支撑这些文化实践，使得非洲思想大多如浮云般在海外漂浮，受到东南西北风的吹拂，往往处于四分五裂的存在状态。非洲思想总是被内部力量分裂着，被外部力量左右着，因此，非洲文学批评只能被称为“碎片化”的文化主体自觉的产物。
这种碎片化表现在“非洲文学研究”在非洲大多数国家长久地属于欧洲文学院系的一个分支，表现在非洲的作家只能依靠西方各种文化机构“做局”，来完成一次次关于非洲文学的会议，表现在文学批评话语中越来越反映出“主权意识的空洞”，表现在“抽象的人性论”、空洞无物的“泛非主义”、“艺术至上论”以及“个人身份认同论”的争相喧哗，表现在缺乏一个可以超越西方现代性经验来探讨非洲现代化出路的视角。这个视角的缺失，是非洲精英的普遍问题。自然的王国依然由狮子统治着，狮子是非洲大地之王者。
文章前面讨论了非洲文学的生产、想象力和反思话语与西方的关系。这是我们分析西方主导的非洲文学研究状况的知识前提。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批评话语时期和理论话语时期。从1960年代非洲文学开始爆发以来，非洲文学反思性话语主要掌握在非洲作家手中，他们既是非洲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也是批评者，是他们通过作品讨论非洲解殖的出路，是他们在写作中意识到语言问题、读者问题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智识阶级与民众的关系，并考虑非洲文学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第三世界文学的普遍性问题：文学为谁、作为革命者和启蒙者的作家的任务、文学的普及和提高的双重使命以及文学的政治性和审美性的双重品格，等等。这个时期终结于1980年代末，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传统的自由主义变成了“自由市场主义”和“包容差异性他者”的世界主义7，非洲文学研究乃至整个非洲研究便进入了去政治化的历史新阶段。从1990年代开始，非洲文学研究处于后殖民理论的支配下，后殖民理论实际是西方左翼社会理论在非洲研究中的应用。
纵观非洲现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六十年，我们可以说，非洲文学现代性中深刻蕴藏着殖民性根源。殖民性是其现代性的前提。非洲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过去和未来的方向，说白了就是如何处理与这个根、与这个前提的关系，要么继续带着殖民的语言的、形式的、思想的、情感的和心理的创伤去前行，要么慢慢让它同化在自己的前行的脚步里。西方全部的非洲文学研究不过就是这种尖锐的选择所导致的立场和思想观点冲突的产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形式的非洲文学研究。可以说，过去六十年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是基于不同立场对非洲文学中的“殖民性与去殖民性”的深刻冲突所作出的描述，正是这种冲突决定了西方非洲文学研究的总问题和方法论。关于这个问题最直观和简明的了解，可参考两位学者编撰的《非洲文学：批评与理论选本》（下简称《选本》）一书8。此书是非洲文学研究历年成果的第一次遴选和结集，收录了2007年之前重要的理论和批评文章。它的目的与其说是系统地呈现过去几十年非洲文学研究取得的业绩，不如说是呈现这个研究系统内无处不在的围绕根的问题所产生的深刻分裂。比如第八章《非洲文学批评的批评》中，收录的八篇文章揭示的是同一个问题，即非洲文学研究表现的危机：被表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非洲文本与西方理论、非洲作家和西方的批评家，这些被表现与表现所构成的张力、错位、误解乃至危机。这种东西是非洲文学研究与生俱来的矛盾，而这本文集以整整一章来呈现西方非洲文学研究的强烈的自我反思特性。
这说明，非洲文学研究者的反思是何等的自觉，焦虑是何等的痛切。不仅是第八章，该书第二至六章皆可看成是第八章讨论的问题的前奏。第二章讨论非洲文学的口语性问题，它和第五、六章其实有相同的主题。第五章讨论非洲文学的“本土性”、“传统”、“黑人性”，第六章讨论非洲文学应该用本土语言还是殖民语言。这三章加在一起，等于从不同的角度回应非洲文学有无一个前现代的根作为起始？有无一个元叙事？
第三、四章可以合并，讨论的是非洲作家的责任和非洲文学的功能，没有其他文章比选在这里面的文章有更浓烈的忏悔的心情。功成名就的非洲作家总是耿耿于怀于自己的背叛：他们每一步的西化都让他们更怀念那个想象中的完全未西化的传统作家的形象。对这个形象的认同成了他们重新自我认识的唯一动力。
可以说该书前八章处理的是非洲文学中更有文学性的东西，包括作家、作品和时代等要素，每一个要素都自我分裂为现代与前现代、殖民与去殖民、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和由此发展出来的各种矛盾中。这些文章构成本书的“批评”部分。
所谓批评，即以文学的文学性为对象的研究，是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最为焦虑和充满反思的阶段，原因是非洲最伟大的作家阿契贝、恩古吉和索因卡等人的介入。他们既作为作家也作为评论家加入对非洲文学的性质的讨论。然而，这个阶段马上就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其总结出的美学和政治问题将以各种变形融入第二个时期的理论工作中，但这个矛盾而焦虑的第一个时期正随着第一代乃至第二代非洲本土作家们的纷纷老去而让位于第二个时期，即理论时期。
在理论的时期，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环境理论和同性恋研究等都开始侵入非洲文学研究，这些理论的到来似乎就是要帮助西方研究者摆脱非洲文学本体形式所引起的焦虑。《选本》从第九章开始，收录的都是理论性研究文本，非洲文学完全被不同的西方理论所主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非洲文学的本体性焦虑正在扩大为非洲现代性焦虑；这意味着作家的参与不足，因为文学的问题开始和普遍的社会其他问题相连接；这意味着，阿契贝把非洲作家看成民众的老师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作家的代表性正在被阶级、民族、性别、宗教重新结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可以超越这些差别的普遍的作家老师的角色的存在。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又分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政治的倾向，另一种是去政治的倾向。所谓政治的倾向，在这里指非洲的现代性焦虑统摄于自我意识之中；所谓去政治的倾向，在这里指非洲的现代性焦虑统摄于他者意识之中。于前者，非洲现代性的殖民性前提并不能阻碍一个新的政治主体的生成；于后者，主体意识已经死亡，换成的是各种各样的差异性还原9，主体总是被理解为他者的幻象。今日非洲社会各个族群都竭力恢复族群习俗和文化传统，巩固酋长体制，造成一个国家不同族群之间融合的困难，也造成国家治理的困难，因为一个族群一旦掌握了国家机器，就会排斥和打击其他族群，这就是非洲的差异性还原之一种表现。而酋长制虽似古制，实为殖民者为了殖民统治的便利的再造。因此，复活酋长制看似复古，实是主体意识死亡的一种反映。
这两种倾向当然在各个理论研究中都有表现，但主体问题在非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选本》所选的法农和阿米尔·卡布拉尔的文章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非洲化这个伟大的方向，而在奥诺奇的文章里，他将非洲的去殖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泛非主义的最高阶段，因为他刚从60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和民主运动回到非洲。无论如何，我们在这批非洲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看到了强烈的主体自觉意识。
《非洲文学：批评与理论选本》是非洲文学研究历年成果的第一次遴选和结集，收录了2007 年之前重要的理论和批评文章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80年代末就彻底被各种各样的后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击败，与此相伴相生的，是笼罩在批评时代的文学主体性困惑和笼罩在马克思主义反殖民斗争的政治主体的乐观精神都相继消失，换上的是一种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焦虑，这种焦虑与其说是反殖民性的现代性焦虑，不如说仅仅是一种现代性焦虑，因为这种焦虑与西方所构造的全球化时代反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焦虑没有差异。在西方，这种现代性内部的焦虑在全球化时代表现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表述，在非洲，则表现在以后殖民为名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表述。两者没有本质区别。
下面让我们扼要地提出非洲文学现阶段所遇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它深深受制于西方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今日我们所阅读的非洲文学，其合法性不是依靠非洲读者来维持的，而是依靠国外出版社、评奖体制、国际非洲文学消费机制、非洲大学文学系的经典化和都市中产阶级报刊与读书沙龙来维持的，与广大的农村读者、工人阶级读者没有什么关系，而农民和工人有自己的一套口语文学、街头剧和宗教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与大众的结合就是一个去殖民必须要做的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它完全被后殖民文学研究的价值观所主导。后殖民文学研究去政治化、以身份政治为中心、将文学的去殖民功能完全理解为文本形成过程中对英语帝国语言的改写，从而片面地虚构了一个非洲文学“主体性”想象和概念，导致今日的非洲文学创作和研究一直无法形成国家和社会去殖化所需要的文学和为这个文学所产生的概念、价值和美学标准。
上述非洲文学生产和研究状况便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所处的第一个历史条件，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者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与此同时，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并不外在于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和相关的知识生产，而是其中内在的、有机的一个环节，这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所处的第二个历史条件。
非洲文学研究在国内其实是一门有历史的新的学科。早在西学东渐的晚清，随着林纾翻译的《黑人吁天录》的出版，黑人作为饱受压迫的种族便进入了寻求富强与变革以及立志改变西方殖民和帝国制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正是从美国非裔文学研究起步的，1933年年轻学者杨昌溪的《黑人文学》10一书出版，从其观点、立场和遣词造句都能看出，黑人文学研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与中国迫切改造自身和为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寻找出路的百年政治、文化和思想运动密不可分。因此，非洲文学研究从其诞生之刻便铭刻上了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其论述属于中国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
在经历了百年的启蒙、革命、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21世纪的中国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即如何实现更深刻的自我理解，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而来的新的时代命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肇兴的非洲文学研究，便必然是中国自我叙述和自我认识的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它出现在新的历史转折点是其新，它与中国百年现代性问题的纠结是其“老”，而中国现代性的世界意义也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意义之源。
二.二律背反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普遍形式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形式是——也只能是——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是一切有关非洲文学问题陈述的根本形式，认清这个问题，是关键和重要的。
何为二律背反？即一个陈述同时是真也同时是伪，或者，正反命题的陈述可以同时为真。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陈述必然以二律背反的形式出现和存在，是指中国在非洲文学研究中提出的一套新的见解是真陈述，但这并不能证明，与中国观点不同的陈述就是假陈述。同样，西方的研究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为真，但即使是真，也不能成为中国研究为假的证明。一言以蔽之，从很长一段时间看，中国将按中国的方式研究，西方按西方的方式研究，两种研究结果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那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将以排他性的方式各自为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非洲文学本身的二律背反特征以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对立造成的。
（一）性质的二律背反表述。非洲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用什么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是“非洲文学”？两个相反的主张——用欧洲殖民语言书写的不能是非洲文学和可以是非洲文学——争执了近六十年，结果呢？这两个判断都作为真判断存在于非洲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否定欧洲语言书写的那部分作品，那么世人所知的非洲文学几乎就不存在了，所以，“非洲文学”的判断，主要是建立在使用欧洲语言书写的这部分作品上的。然而，这样的“非洲文学”对大多数底层非洲民众来说，又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大多数并不能或很好地阅读英文、法文、葡语等前殖民国文字。于是，研究者只能采取一个笼统和折衷的方法，即认为本土语和欧语作品都是非洲文学。
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主流是主张非洲文学的主体是欧语作品，这也是后殖民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但这种研究，如果打个比喻的话，就是以欧洲语言为上帝的教徒之间的不同教派和教义之争。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认为欧洲语言才是圣经文本，因此一直承担着布语言之道的传教使命。而呼吁放弃殖民国语言而发展民族语言写作的非洲作家亦不乏其人，他们的观点是西方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本土文化的内涵和人民的情感，除非民众皆将自己异化为西化的知识精英。这种争论持续了数十年而无最终的仲裁。语言问题不仅是文学的首要问题，也是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便会影响许多文化政策的制定：从小学到高中使用什么语言传授知识？用多大力度扶持本土文学作品的出版？在南非，高失学率的一个原因是，孩子对上学不感兴趣，因为学校使用的英语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来说，太过隔膜。英语的实用价值毋庸置疑，但能给非洲孩子以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吗？
面对非洲文学的最根本的语言问题以及上述相反的主张，中国无论采取哪一种观点，都只能在二律背反的结构中作出陈述。今日非洲社会普遍被语言的二律背反律所控制着，它是一切其他问题的基础：如何传统？如何现代？非洲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以由西化精英领导？民族主义者采取何种语言政策？泛非主义者又会采取何种语言政策？如何理解今日非洲前法属和葡属殖民地的国家纷纷开始采取英语为其国语11？
二律背反的研究和判断存在的本质在于对于非洲发展道路，我们和西方可能有十分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最终是需要由非洲人靠自己的实践来解答的。有无上帝的争论只有当上帝出现那天才可以彻底平息。这个上帝就是非洲的政治主体。
在非洲政治主体和政治意识形成之前，中国和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里的任何论断都很难作为真理的形式出现，而只能是存在于自我否定的形式之中。这就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基本存在形式。
（二）范式的二律悖反。中国思维长于归纳，西人长于推理，一个用归纳法，一个用演绎法，两种方法谁也无法取代谁，而会共存，形成方法论上的二律背反。归纳的方法导致中国学者偏好治史，所以非洲文学项目动不动便以“史传”形式立项和申请。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很早就抛弃了“文学史”的做法，而采用了以问题作导向，以理论来统摄材料的研究方式。中西之学差别之大可以从下面一个例子看出。我国一个著名学者在德国演讲，在回答对西方民主的看法时，他说他去过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看了许多民主形式，他问在座的德国学者，有谁能举出民主帮助西方之外的国家获得巨大发展的例子？当然很难举出。然而，这位学者的归纳法说服得了他的西方听众吗？很难。因为西方讨论一个东西好坏主要不是从经验出发归纳结论，相反，是从理念出发。如果不能在理念上证明民主的不好，就是全世界的民主模式都失败了，西方也会依然相信民主。
西方的演绎法导致西方是从理论出发来研究经验的，是以观念统摄现象的。这造成了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只不过是西方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理念的延伸。中国的归纳法导致中国可以摆脱西方的理论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这将是对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的一大贡献。然而，依靠经验建立起来的概念一定缺乏逻辑的自足性，这样，这些概念依然不足以使中国的研究从归纳法转至演绎法。而只要在观念上达不到独立于经验的自洽，这些研究也不足以让西方接受。于是，只能是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我不能以你的观念证明我的研究，你也不能以我的经验证明你的观念。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必然长期接受这种方法的二律背反。
康德的二律背反在福柯那里被重新表述为范式转型。中国对于非洲文学的介入既是对非洲进步的不同道路的表述，也是在知识论意义上所做的研究范式的转型。
非洲学者本身的方法是什么？归纳的还是演绎的？他们进步的道路在何方？他们似乎特别地困惑和迷茫。
三.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八个基本问题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在现阶段虽然起点低、底子薄，欲赶上西方研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这不是我们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理由。现在国内非洲文学研究者大多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式，使用西方的理论，以回答西方设定的非洲文学问题为基本研究方法，这样并不能真正对非洲文学研究作出贡献。非洲文学研究需要新鲜的话语、独特的历史经验、别开生面的问题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视角。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不求亦步亦趋，唯求面目一新。
如何做到面目一新？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以及研究中汲取营养，以自身经验为出发点，与西方之外的文学现代性经验进行广泛的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普遍知识。非洲文学的性质必须放在这个知识谱系中进行研究和说明。非洲文学在生产方面深深依附于西方的文化生产机制，但在精神方面却充满了反抗，因此，它与西方现代文学具有体制同源性，与中国和第三世界现代文学具有政治同源性。揭示这个政治同源性，是中国非洲文学知识形成的基础。
不管是研究何种具体的题目，采用传统的文学研究还是广义的文化研究，是研究殖民时期、民族主义时期、后殖民时期还是全球化时期的非洲文学，以下八个基本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形成中国的新颖和独特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方法。
（一）政治主体性问题。作为一个长期被殖民，亟待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大陆，不可能像西方谈论自身那样，只谈论法和民主。在非洲，欧洲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民族国家并未充分形成。有健全的法制和民主制度而不能令非洲国家取得进步的例子比比皆是。能不能大力弘扬民族语言？本土精英能否和民众结合？经济体系能否摆脱对于国际资本体系的依赖而形成适合非洲发展的经济模式？这些都要靠政治意志来推进以形成最终的解决方案。因此，作为政治主体含义的非洲是研究非洲文学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非洲的历史任务就是非洲文学的历史任务，将两者脱离开，即将政治和艺术分开，谈论非洲文学，等于宣布拒绝处理非洲文学中最核心的政治主体问题。过去六十年的非洲文学的根本动力是去殖民，而未来的非洲人民所拥有的、能给他们带来真正光荣的、为他们生活方式进行辩护的非洲文学也必然是从这种去殖民的历史写作中生成的文学。今日非洲文学乃是主体自觉的文学，但同时也是碎片化主体的自觉的文学。如何充分解释这种“碎片化的自觉”，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适用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不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演绎的结果，而是自我存在的证明。它最充沛的力量不是来自抽象的、具有最高权威性的观念和法的威严，而是来自一个民族主体复杂而丰富的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国和现代非洲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许，是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而不是西方的方法，更适合研究非洲文学。我们因此有必要讨论中国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现代文学经验在非洲的适用性问题，即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价值。这种讨论至少应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在第三世界语境下，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文艺大众化、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结合、文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民族形式等一系列以人民的名义重新界定文学的主体的历史运动）的首要性；第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启蒙与革命——对于研究非洲现代文学史的可能性以及以此重新构建第三世界文学运动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三，社会与国家、政治与文化的高度一致性——而非采取西方的对立模式——对于非洲去殖民运动的作用和以此作为历史条件产生新的具有主体性的非洲文学的意义。
（三）题材问题。1980年代之后，题材研究法一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被诟病，1985年方法论的爆发就是企图从西方引入更为科学的方法论来改造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但从今天看来，或许题材研究仍是一种非常适合中国文学特性的研究方法。所谓题材研究法，就是根据社会问题来研究文学，这种研究法对于为人生以及与现实关系密切的文学活动非常合适。非洲文学关注非洲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具有很深的问题小说情结，为我们认识非洲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西方的研究从来没有按照题材的方式来做，但我们可以，因为这颇符合后发现代性国家文学生产的特征，即文学首先是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国外非洲文学的研究没有这种题材分类法，因此，他们的研究不是彰显而是削弱了非洲文学和社会变革的关系。重建题材分类法并以此开展研究是生成文学中的社会知识的第一步。“非洲社会问题小说”谱系可主要围绕如下尖锐的非洲社会问题展开：“部落”、“土地”、“身份”、“城乡对立”、“信仰/迷信”、“语言”、“政党”、“父权”、“性别”、“阶级”、“教育”、“伦理”、“社会改造”，等等，这些是今日非洲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每一个社会问题都有大量的作品来反映，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些问题整理出在非洲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代表性作品，以期建成非洲社会问题小说档案库。
当然，文学从来不是简单和可靠的关于社会的第一手材料，非洲社会问题小说在事实层面并无特殊价值可言，因此，我们无法采取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处理这些作品，我们只能借鉴这些方法，而将研究立足于人文科学学科规范之中。这意味着，第一，这类作品的再知识化是在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层面上来处理的，即每部作品都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和阶段下特定人群对特定问题的总体理解；第二，这类作品的再知识化是在文学思潮中把握的，即每部作品都反映了艺术观念斗争的某种特定的美学史。题材研究可以完成三个目标：第一，通过“非洲社会问题小说”的研究建立一幅非洲现代性问题的普遍图景；第二，勾勒现代非洲文学的生产体制和去殖民化的道路；第三，文本内部的政治、审美和伦理经验。
（四）文学思潮问题。非洲文学要在文学思潮中加以把握。所谓的文学思潮，就是思想运动，而每个作家都处于这个或那个思想运动之中，并受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思潮史的研究就是将作品放在非洲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理解，是和思想史的互读。非洲的思想运动具有自己的特点，它往往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泛非主义是其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这源于非洲的最重要的作家在民族解放之前主要留学于欧美，并在那里开始最初的寻根运动；在国家独立后又因为逃避本国的独裁统治而流亡国外；在1990年代之后，非洲重要的作家又基本居住在欧美，这样的情况决定了非洲的文学思潮几乎很难以民族国家命名，如很少听说“南非文学思潮”，反之，它经常以黑人整体的名义来命名，比如以“泛非主义”、“非洲主义”或者以“黑色太平洋主义”、“黑人知识分子”等来命名。黑人思想运动的起源往往不局限非洲本土。当然，立足本土的思想运动也有不少。所有的非洲社会问题在文学中的表达都和这些背后的思想运动密切相关。西化的不落地的精英思想和本土纠缠难解的现实问题，构成了非洲文学独特的表现和接受方式12。
（五）文学形式问题。文学形式研究是内部研究，它的对象是审美经验的积累、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何谓非洲审美经验？这个问题尚无经典研究问世。而在非洲审美特质明晰之前，非洲文学经典化的工作已经被西方完成。因此，非洲文学经典的制定并没有清晰的审美原则做基础。这当然是未来去殖民化工作的一部分。非洲文学的传统形式的转型是通过跨语际实践来完成的，即口语因素被转化进欧语书写的非洲文学中，同时，也转化进本土语言书面形式化的非洲现代文学中。这种转变的过程是什么？非洲文学的音乐性和美学原则是什么？各种传统文类是如何被打破，继而做相互的基因嫁接的？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理论的说明。13
（六）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批评问题。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者必须努力和全面地学习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基本问题、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变迁、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非洲文学档案学、西方策划的主要非洲文学研究会议等做出系统的研究。
（七）非洲文学生产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在本文第一部分做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非洲的报刊、各种艺术节需要纳入体制研究的范畴。
（八）文学史问题。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总是以史开始，殊不知，文学史是应该最后做的工作。如何写作非洲文学史？什么是“史”？什么是国别史、区域史、种族文学史？在没有研究清楚非洲的基本社会问题前，如何处理文学的题材？又如何写史？在不能对推动非洲文学发展的动力的内因（形式因）和外因（社会因）做出说明时，如何写史？在未对文学生产的体制了解之前，如何写史？在未对非洲的语言政策作出评价时，如何写史？是写本土语言文学史，还是“英语语系”、“法语语系”、“葡语语系”的文学史？在未对非洲的思想运动作出把握时，又如何写史？因此，史是非洲文学研究的最高级工作。因为能说清楚历史，便是说清楚未来的第一步。西方放弃非洲文学史的书写，就是本着历史终结的想法14。但如果历史尚未终结，那么一切革命的因素只能来源于政治意志。写史意味着对将来能改变非洲的政治意志不懈的寻找。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应该使这些问题呈现在被西方主导的非洲文学研究中，以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放弃鹰的行动模式，行动起来，找到自己的狩猎方法，捕捉自己的猎物，是我们非洲文学研究自在的开始。
作为猎人，中国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让统治这个王国的狮子不再那么自信，使得非洲文学回到自己断裂之根——现代性的殖民性前提——重新出发。
作为猎人，他不应该像盘旋于高空的鹰，而应该在第一时间来到狩猎现场，在新的非洲作品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开始投身于评论撰写的工作。中国学者应该以评论的方式介入非洲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在作品意义生产的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猎人，中国研究者要呼唤其他猎人的到来。所谓呼唤其他猎人的到来，就是呼唤这种主体性的人的到来：非洲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和人民大众的团结。
一切二律背反都将因非洲文化主权的牢固确立而烟消云散。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南非左翼文学期刊《搭车者》的生成、演变和历史作用研究”[编号：18YJA752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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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钦努阿·阿契贝毕业的国立高中乌姆阿奇亚（Umuahia）被认为是东方的“伊顿公学”，培养了尼日利亚八个重要作家。关于这个学校的精英教学开始出现了一些研究，见Terri Ochiagha,“Introducing The Umuahian: A Golden Jubilee Publication, Edited by Chinua Achebe”, in Africa, Vol 85, Issue 2 (May 2015).
2 2005年南非年轻女子菲利帕·维利叶斯和另外14人参加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和英国文化协会共同创办的一个年轻作家培训项目，接受14名英国作家的写作辅导。她的第一本诗集《高于处所》就是在这个学习期间完成，若干年后，维利叶斯获得“南非文学奖”的诗歌大奖。维利叶斯的成长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蒋晖：《“黑皮肤，白面具”——访南非女诗人菲利帕·维利叶斯》，《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2期。关于文化非政府组织对于东非创作的控制，见Doreen Strauhs, African Literary NGOS: Power, Politics and Particip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3 参见Walter Bgoya and Mary Jay,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Day”,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44, No.2 (Summer 2013).
4 2019年8月6-9日，全球博览会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召开。此次博览会推出的主题是加强非洲大陆内部的商贸往来。博茨瓦纳原内阁部长马干（DavidMagang）指出，“我们依然被殖民者控制着，我们只和他们做贸易”。他呼吁非洲各个国家更多地重视非洲内部的新兴市场。商贸这样，文化和知识亦然。见Botswana Guardian, August 9, 2019, p.3.
5 Dobrota Pucherova, “‘A Continent Learns to Tell its Story at Last’:Notes on the Caine Priz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Vol. 48, No. 1,(February 2012).
6 著名非裔美国学者琼斯对独立后的非洲状况总结道：“乌托邦的梦幻只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蜜月就结束了，继之而来的是恐怖和混乱的梦魇。人民领袖很快成为人民的屠夫；当权者利用国家资源迅速暴敛财富，可国家依然贫穷如故，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见Eldred D. Jones, “The Price of Independence: The Writers’ Agony”, in Kirsten Holst Petersen, ed.Criticism and Ideology: Second African Writers’ Conference Stockholm 1986,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1988, p. 60.
7 近期的《后人类》一书开始影响非洲国家的大学课程改革。《后人类》提出，今日大学应该为全球化的、以科技主导的、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社会服务，应该推崇友爱和对“差异性”的尊重。参见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Polity Press, 2013.
8 Tejumola Olaniyan, Ato Quayson, Af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Wiley-Blackwell, 2007.
9非洲国家缺少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过分强调个体的多元身份认同和部族文化的差异是主要的原因。笔者将这种试图将民族文化的主体形式还原为部落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现象称为“差异性还原”。
10 杨昌溪：《黑人文学》，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关于中国的美国非裔文学史研究状况，请参见谭惠娟为《美国非裔作家论》（谭惠娟、罗良功等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年）所写的《导言》。
11 最近一些年，过去法属和葡属殖民地国家转而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卢旺达、布隆迪、加蓬、南苏丹和莫桑比克。全球最大的向非洲赠送图书的机构“去向非洲的图书”（Booksfor Africa）主要向非洲捐赠英文图书，其中仅向非说英语的非洲国家赠送英文图书就达370万册。可见，非洲对英语读物的需求。见Patrick Plonski, Asratie Teferra and Rachel Brady,“Why Are More African Countries Adopting English As an Official Language？”,https://www.booksforafrica.org/assets/documents/2013-ASA-Conference---English-Language-in-Africa-PAPER.pdf。
12 定居于泰国的非裔学者马斯雷拉（NtogelaMasilele）是将非洲文学发展的脉络放在非洲思想史大格局下的研究者，他的《南非的新非洲运动史》（An Outline of the New African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 Africa World Press, 2013）具有重要价值。
13 南非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伊齐基尔·穆法莱尔是持续思考何谓“非洲美学”的学者。他认为欧洲的美学原则是不适合理解非洲文学的，非洲的美完全来自于非洲的生活，它从非洲人走路时扬起的尘土和路边闻到的牲畜的粪便时就开始朦胧形成了。美学没有超验性，而是每个时代非洲人生活和斗争的产物。见Es’kia Mphahlele,“The African Critic”, in Education, African Humanism & Culture, Social Consciousness, Literary Appreciation, Kwela Books, 2002, pp.379-388.
14 非洲文学史怎么写？谁有欲望来写？为谁来写？过去有过何种尝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史”的观念的演变是和“主体性”概念的演变密切相关的。自后结构主义思想流行之后，民族文学史就很难写了。然而，即使如此，我们看到内殖民地的寄居者白人知识分子依然保持了强烈写史的冲动。南非学者克里斯托·希伍德的《一部南非文学史》（Christopher Heywood,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是近期值得关注的著作。他写史的冲动就是以一种“大都市主义”视角重看历史，企图将南非不同本土文学创作皆看作“克里奥尔语言现象”，从而否定了任何非洲本质主义史学观。相比较而言，黑人学者则很少有写非洲文学史的冲动的，“哥伦比亚非洲文学指南系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著，而是一部“作家字典”。中国学者具有强烈的写史欲望，但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谁写？如何写？谁是这部史著的政治主体？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载于公众号“文艺理论与批评”，作者蒋晖。感谢公号与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文中立场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本期编辑|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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