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罗雅琳编：《洪子诚研究资料》
罗雅琳编：《洪子诚研究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目录
辑一：生平自述
洪子诚：语文课外的书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回顾
洪子诚：仍有稳定和值得信赖的事物——“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会议上的发言
辑二：研究文选
孟繁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化——洪子诚的意义与启示
旷新年：君子儒：洪子诚的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讨会纪要
钱理群：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
李兆忠：当代文学：打开历史的黑箱——文学史家洪子诚
戴锦华：面对当代史——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昌 切：学术立场还是启蒙立场
王光明：文学史：切入历史的具体型态——以洪子诚的研究为例
李 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
郜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
冷 霜：在两次“重写文学史”之间
赵 园：有感于洪子诚先生文集的出版
侯桂新：洪子诚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体性
张洁宇：学者姿态与学科意识——谈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
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
姚 丹：一个人的文学史——洪子诚学术研究的范式意义
岩佐昌暲、武继平：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日文版译后记
吕正惠：作为生命价值依托的文学
吴 昊：当代诗歌细读的可能性——评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
刘复生：思想的左右互搏——《材料与注释》的“书法”
杨联芬、邢 洋：真相与良知——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引起的思考
孙民乐：文学史的“救赎”——读洪子诚先生《材料与注释》
钱文亮：带引号的“当代”：兼谈文学史家的有为与无为
当代文学的“材料与注释”——“光启读书会”评《材料与注释》
李公明：“材料”与“注释”的……另一种力量
陈培浩：文学史写作与90年代的知识转型——以洪子诚的研究为例
毕光明：洪子诚的学术生命力
张 涛：当代文学研究“生长记”——洪子诚著作阅读札记
辑三：访问与对谈
洪子诚、贺桂梅：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
洪子诚、季亚娅：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
洪子诚、吴晓东：关于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的对话
洪子诚、李浴洋、李 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
洪子诚、丁雄飞：谈中国当代文学史
辑四：著述与评论目录
著作
编纂
论文
访谈、对话
评论、研究文章
内容摘编
仍有稳定和值得信赖的事物
——“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会议上的发言
洪子诚
2018年10月16日，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上海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在上海师大举行“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的学术研讨会。洪子诚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后由“澎湃新闻”的《上海书评》发表于2018年11月11日，题目是《洪子诚︱“与二十世纪同行”：变动纷乱中的稳定与信赖》。本文根据发言稿补充修订。
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许多朋友多年没有见面了。最近一次见到李陀，是 2004 年在海南开“文本分析”的研讨会上，是《天涯》杂志组织的，已经快十五年了。上次见到陈思和，是他到北大参加完比较文学年会来我家，那时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估计距现在也有十五六年了。王安忆的作品当然经常读，也是她的“粉丝”，在书刊报纸上无数次看过她的照片，但见到真人还是在今天。当然，蔡翔、罗岗、毛尖、倪文尖见面机会比较多。刚才播放了李欧梵先生的视频，他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上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八九十年代，我从他的《铁屋里的呐喊》，以及收在乐黛云老师主编的《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中他的六七篇论文中学到很多，可惜他今天因故没能出席这次会议。
乐黛云先生（2012年在贵州）
“与 20 世纪同行”的题目很好，也很大。“同行”的说法浪漫、惬意，不过，每个人和“历史”的联系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可能是叱咤风云的弄潮儿、冲锋战士；有的是像鲁迅谈柔石《二月》说的，“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的；当然还有是被裹挟者，或成为“历史”的囚徒的……
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我确实想了很多天，也不知道能说什么。我就谈一些零碎、感性的生活碎片吧。十几年前到俄罗斯旅游，离开莫斯科机场已经下午三四点，旅游车便把我们直接拉到吃晚饭的北京饭店——一座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蜜月期修建的，斯大林式的宏伟建筑。吃了一顿与这座建筑全不相配的“旅游饭”后走出饭店，发现前面广场中心有一个高大的塑像，走近一看，啊，马雅可夫斯基！他是我们这些游客——孙玉石、赵园、吴福辉等都十分熟悉的诗人。这时暮色渐浓，广场上行人不多，他依然高傲、很酷地站在那里，却显得孤单落寞。我骤然意识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到他，也没有读他的作品了。50 年代上大学，有几位外国左翼诗人参与塑造我们这些“爱诗者”的诗歌意识，聂鲁达、希克梅特、艾吕雅……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假如你们愿意／我可以变成百般顺从温柔的人／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当然，读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列宁》《好！》《向左进行曲》。《好！》之中的“生活／好的／生活得／很好”的那些“创世纪”式的语句，呼应着我对新生活和新生命的想象。可是，曾经喜爱的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轻易、转眼间就从自己的记忆里清除？这是当时在这个名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留下的问题。
马雅科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剧作家。生于格鲁吉亚的一个林务官的家庭。1912年开始诗歌创作，深受未来主义派影响。他的《宗教滑稽剧》是苏联第一部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的戏剧作品。
八九十年代编写文学史，和后来写“阅读史”，在查找材料过程中，看到我“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的一些笔记、文章。当年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我也是参与了的，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曾在全系师生会上宣读，并登载在学校内部刊物《红楼》上，另一篇和教现代文学的一位先生合作，用笔名登载在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前线》。重读这些感到很陌生的笔记和文章，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惊讶我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设想如果我不是留存有这些“证据”，我是不是会否认它们出自我的手？俄国的别尔嘉耶夫在他的《自我认识》的思想自传里说，“选择完成记忆”。这种记忆中的选择，有时候是自觉的，也有的时候其实是无意的。
1959 年集体科研，我和谢冕、孙绍振等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我们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来处理新诗史的诗人和流派。在我负责的部分中，“新月派”“现代派”以及当时成为“右派”的艾青，都被列入资产阶级、反动或有问题的行列，推举的则是臧克家、殷夫和“中国诗歌会”的杨骚、蒲风、任钧。可是，前些年我和一些先生（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合编的《百年新诗选》，这些原先推举的诗人，都没有在里面出现；相反，“反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诗人则出现在显著位置上。
这些前后分裂，既是我的情况，但又相信并不只存在于我的身上。这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历史的加速前进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要横跨两个时期，甚至更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的四分五裂……”（《相遇》，台北版，大陆版为《邂逅》）；这也是福泽谕吉说的“一生而历两世”的情形。
这种分裂，也体现在细微的、隐秘的心理、感情的层面。大学毕业的 60 年代初，曾一度沉迷于契诃夫的小说、戏剧，读过关于他的许多评论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有一本书叫《回忆契诃夫》，里面收了阿维洛娃的长篇回忆《我生活中的契诃夫》，也收了契诃夫妻子、大剧院演员克尼碧尔的回忆文章。阿维洛娃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是契诃夫的“秘密情人”。我眼泪汪汪地读了阿维洛娃长达几十页的那种“照亮自己灵魂”的爱情描写，对克尼碧尔显得平静的叙述却没有什么感觉。可是 2010 年我写《我的阅读史》重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发现感受发生“翻转”：无感的是阿维洛娃的有些撕心裂肺的倾诉，亲近的却是克尼碧尔懂得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感情联系的限度，那种因具有深刻的“悲观”因子，而体现在文字上的节制却并非无情的叙述。这就是戴锦华先生的一位学生在评论契诃夫时说的一句话：“说不爱是容易的，但爱却很难成为谈话的内容。”这种感受上的“激变”，既与年龄有关，也与当时一个刚二十出头的人的处境有关——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子肯拿正眼看他——但也是时势变迁所导致。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这种情感、观念、评价标准发生颠覆、翻转所引发的生命分裂，不仅发生在个体自身，而且也体现在不同个体对时代感知的错位形成的对比。正是这个因素，让我 90 年代初读王安忆的《乌托邦诗篇》时，在这段话上面停留许久：
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后面，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礼物》这首诗，现在已经为读者熟知，我至少见到六七种中译文本，里面有这样两行——我用的是西川的译文——
我知道世上没有什么人能让我羡慕，
想起今我和故我同是一个人不再使我难为情。
这是饱经沧桑的老者晚年的平静心境，是他对自己生命过程的回顾。有的译文将“羡慕”译为“嫉妒”；我不知道哪种更接近原文，但感觉“嫉妒”在情意上有点强烈。对我来说，“世上没有什么人能让我羡慕”也许有达到的可能，而“今我和故我同是一个人不再使我难为情”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如何通过阅读、写作来修复生命中的裂痕，重新建立一种今我、故我同一的“整体性”，对我来说始终是个难题；这也许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我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自然主要是希望能深入把握对象，但也是对自己问题的清理，对自身问题的回答。
那么，在这变动纷乱、许多时候个人对自己命运无法预测的世纪，这个生命呈现众多裂痕的人生中，是否还存在稳定、可靠、值得信赖的事物？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搜寻起来，比如，那些本原性的，朴素、日常简单的事物和观念——犹如那躲避着一切名称的鼠曲草，“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有的化成你的静默……”（冯至《十四行集》）比如，如果希望有一个连贯性的主体，以便能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那么，关键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思维构造和行为方式。这种通过转化引起共鸣的思想资源所建构的个体与时代“洪流”的“最具主体性的结合的方式”，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不是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而是确认自己当前的所在的地点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干该干的事，从中寻求前进的保证”（丸山升《鲁迅和〈宣言一篇〉》对鲁迅的征引、评述）。
还有就是对文学的信心。人们熟知的左派批评家说：“只要有人支持‘回归对于语言的敏感’，即使彼此政治立场南辕北辙，也都能在精读细品文学中找到共通点。”［特里·伊格尔顿《如何阅读文学》（台北商周版）单德兴推荐序］。台湾一位左派学者说到他和我的区别，说在文学问题上，他是“灵魂工程师”派，我是“文学自主派”；但是，“我们都把我们的人生体验和某种伟大的艺术世界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我们的生命找到某种寄托，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伟大之处，这是我们共同肯定的东西。有了这种肯定，其他差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吕正惠序《阅读经验》，台北人间版），这大概就是文学的超越性吧。
在座的毛尖，她被一位年长的学者友善地称为“小左派”——这里的“小”，不是说分量、价值，指的是年龄、身材。可是我发现了和她同样有着共同肯定的、让“其他差异显得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都认可 1959 年苏联丘赫莱依的电影《士兵之歌》，那个火车上没有多少台词的舒拉，是“整个 20 世纪最纯洁的姑娘”（毛尖《夜短，梦长》第 165 页，香港牛津版）。
苏联电影《士兵之歌》，1959年在苏联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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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伍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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