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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文明影响下的潮汕文化

郭启宏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201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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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一百多年前的红头船现象是潮汕博物馆一页无比辉煌的文明史。据清代档案记载:“出海商、渔船,自船头起至鹿耳梁头止,大桅上截一半,各照省份油饰……广东用红油漆,青色钩字。”潮人乘坐红头船过番,从走险者变成富商巨贾,甚至还成了帝王(如创建泰国吞武里王朝的郑信大帝);当今东南亚有800多万潮人,无一不是当年走险者的后代。拓殖南洋,更造就一种拓殖文明。这种文明以番客、潮商为中介,于不自觉中实现了本土与南洋乃至欧美的文明的对接。


*文章节选自《欹枕听潮音》(张培忠 编 三联书店2019-3)“论潮人”一文,作者郭启宏。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潮汕特色建筑装饰“嵌瓷”

(图片来源:广东省博物馆)


论潮人(节选)


文 | 郭启宏


潮人指的是定居广东潮汕或祖籍于斯的大群体。包括本土潮人、散居国内的潮人和侨居外国的潮人。潮人作为一个具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只是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出现,并逐渐为世人所认可。从历史沿革看,粤东潮汕一带先后有过揭阳县、东官郡、义安郡、潮阳郡、潮州路、潮州府、潮循道、粤东行署、汕头专区等建制,地名大多传留下来,成为今天的市县,使今人难辨“潮”字何属?是揭阳?是潮阳?是潮州?是汕头?我的一位乡友到外地开会,或问何方人氏,答曰潮人,一座诸多猜测,乡友颇难堪,灵机一动,“知道潮州菜吗?”对方颔首,乡友顿时解颐,“就是潮州菜那地方的人!”看来,潮人不是一个人皆明了的群体,多亏市场大行潮菜!


我应该算作正宗的潮人。先祖于明末自福建移入潮州,至今已历数百年。我17岁离开汕头到广州求学,21岁离开广东到北京工作,此后数十年间往返于八千里京潮路,大概总有数十番吧?乡音纯正,似未断了与家乡的“脐”连。前些年,我为创作长篇小说《潮人》,更多次还乡。从韩江下游上溯,经梅州达五华,又从琴江下梅江抵三河坝,寻遗踪,访野老,看赛神,观社戏,对韩江母亲河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原先储存的记忆冲破尘封,纷至沓来,在过去和现实的对比中,于潮汕与外地的反差里,我悟到了许多东西。克罗齐说得对,历史是现时史。我想,人类文明史上该有一种博物馆现象,溯古涵今,褒贬由人。



潮人作为一个颇为独特的群体,一个重要的表征是潮人有着一种颇为独特的潮汕文化。人们可以列举出从潮州方言、潮剧、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潮州皮影、潮州刺绣、潮州木雕、潮州陶瓷,到潮汕工艺、潮汕农艺,到潮汕民居,到潮州菜、潮州工夫茶的饮食文化,等等。外地人到了潮汕,语言不通,风俗殊异,以为到了外国他邦。


事实上,潮汕文化本是中原文化的遗存。以其中尤为独特的潮州工夫茶为例,如斯茶道,可以近追八闽,远溯陆羽。翻开一部潮人的内地移民史,潮人先祖中有相当数量是中原世族,或仕宦,或流亡,或避祸,或拓荒,自中原南下开基,后裔入潮衍派。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潮人对中原郡望的津津乐道,从潮人对诗词、国画、书法、楹联、灯谜等传统艺文的推崇与迷恋,从摆脱了政治倾斜重新复苏的赛神、祭祀、看风水、修祠堂、竞龙舟等民俗活动中,窥得中原遗韵。


我读过清代一部笔记小说,叫《梦厂杂著》,作者是乾嘉年间山阴人俞蛟。看他笔下的韩江:“烟波浩渺,无沧桑之更;而绣帏画舫,鳞接水次。月夕花朝,鬓影流香,歌声戛玉;繁华气象,百倍秦淮。”他笔下的六篷船:“每乘此船与粉白黛绿者凭栏偶坐,听深林各种野鸟声,顿忘作客。”他笔下的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这类文字让人想起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或者张岱的《西湖梦寻》。俞蛟自是士大夫情怀,他梦幻般的俊赏恰恰说明那时节潮人文化的核心正是中原文化。


然而,星移物换,今日的潮汕文化又断然不是正统的中原文化,大概是中原文化的变种了。文化自有张力,一种文化几乎是每时每刻地表现出程度不同的三种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和智慧力量。正统的中原文化尊崇道德,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道德力量,次之意志力量,再次之智慧力量。中原文化哺育出一代代慷慨悲歌之士便是明证。潮汕文化似乎反向而行,最看重的是智慧。乡里出了个能人、名人,不管是文是武,是官是商,即使品行欠缺,照样得到乡人明里暗里的尊敬与褒奖。潮汕民间传说中有一个名叫夏雨来的智慧形象。此公一介秀才,以其聪明才智捉弄了贪酷的官吏、黑心的财主,潮人对此拍手称快,大加赞扬;此公时而也对小民和女子行些恶作剧,讨些小便宜,潮人对此一笑置之,未示反感,因为他“有本事”。张扬智慧力量最集中表现为崇尚实用,或可誉之为务实。潮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均带有浓厚的实用色彩,潮谚有云,“捡到了猪粪就有话说”,成功便好。举世闻名的潮商可以称作务实的代表。有一位朋友出访西方,以商贾著称的犹太人告诉他,会做生意的是你们潮人,更有把潮人称作“东方的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惺惺相惜,分明是一个参照系。潮人中最富冒险精神的当属潮阳人,一事当前问的不是有无风险,是有无钱赚。有趣的是,即使拜神,潮人也讲求实用。潮人自然是敬畏鬼神的,《史记》《汉书》所载越人好事鬼神的风习一直沿袭不衰;然而,澄海盐灶人因为神不能保佑乡民丰衣足食,便把神拉下神龛,拖到海滩抽打,致令潮人中留下一句歇后语:“盐灶神——欠拖!”这也许是全中国所仅见。实用同样表现在文学艺术行为上。潮人中自然不乏淡泊名利的写作者,然而实用的观念却也很自然、很随意地进入了审美的领域。功利的动机,巧妙地迎合,特别是在一些“趋时”作品的编演上,不论政治需要还是市场需要,操作者多半易于“融入”,而且“融入”得有声有色。


如此看来,似有另一种文明影响着根植于中原的潮汕文化,是海洋文明吗?也许应该说是属于海洋文明范畴的拓殖文明。潮人的先祖是内地移民,潮人几乎与生俱来有着拓殖精神(包括经商意识)。一百多年前的红头船现象是潮汕博物馆一页无比辉煌的文明史,是一曲高扬生命意识、开拓创造的交响诗。据清代档案记载:“出海商、渔船,自船头起至鹿耳梁头止,大桅上截一半,各照省份油饰……广东用红油漆,青色钩字。”红头船者,潮人出海商渔船也!潮人驾着红头船穿越风浪,经南中国海,到堤岸、麻六甲、星加坡、盘谷,在湄南河边卸完最后一包蔗糖、一件陶瓷、一坛咸菜,满载着暹米、洋藤、胡椒、槟榔、牛染木归来。拓殖并不单纯做买卖,更重要的是开发南洋居留地。于是,潮人乘坐红头船过番,从走险者变成富商巨贾,甚至还成了帝王(如创建泰国吞武里王朝的郑信大帝);当今东南亚有800多万潮人,无一不是当年走险者的后代。拓殖南洋,更造就一种拓殖文明。这种文明以番客、潮商为中介,于不自觉中实现了本土与南洋乃至欧美的文明的对接。


红头船雕塑(图片来源:网络)


我时常怀着激赏的心情回忆儿时唱过的一首民歌:“天顶飞雁鹅,阿弟有妻阿兄无。阿弟生仔叫大伯,大伯听了无奈何。收拾包裹过暹罗,去到暹罗牵猪哥……海水迢迢,父母心袅。老婆未娶,此恨难消……”民歌里的主人公仅仅因为弟弟先于他娶上了媳妇,一怒之下远走暹罗,眼望着“海水迢迢”,埋怨着“父母心袅”(心肠硬),他宁肯去干最下贱的活计“牵猪哥”(配种),一心只在发财,不发财毋宁死,绝不还乡。这里,动机似乎可以忽略,重要的是那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拓殖精神。我也曾听说过北方“走西口”的故事,逃荒的人们但得一口饭吃,便急煎煎往回家路上奔,两相对照,大异其趣啊!


如果说中原文明是黄色文明,拓殖文明是蓝色文明,那么潮汕文化该是交融之后的绿色文明了。这大概是潮汕文化的独特之处。



偶像崇拜,作为一种人文现象,今天有,昨天有,明天还会有;而一个地域,一个群体,千百年来崇拜着同一偶像,似乎不可思议。潮汕恰恰是这样的地域,潮人恰恰是这样的群体。偶像谓谁?韩愈是也!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谏阻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一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所示,“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据史书记载,韩愈在潮州任上,虽然只有八个月,却做了不少实事,比如祭天驱鳄、延师兴学、释放奴婢、奖励农桑等等。尤其因着《祭鳄鱼文》的伟力,“韩文驱鳄”成了中华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而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褒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韩愈光辉登顶了。


潮人崇韩始于何时?史无确切记载。我以为由于韩愈的业绩,大概在韩愈任上这种崇拜就已经萌生了。至宋,已如苏轼言,“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宋时,流经潮州的河,曾因鳄祸而称恶溪,为纪念韩愈易名韩江;拱托潮州的山,曾因形肖而称笔架,也为纪念韩愈易名韩山。潮人许士杰有诗曰:“民心如镜长相映,山水于今皆姓韩。”潮人饶宗颐有联云:“溪石何曾恶?江山喜姓韩!”历史上崇韩的大手笔应推宋代陈尧佐、丁允元辈,他们先后主持修建二处韩祠,作为潮人顶礼膜拜的圣殿,以物质形式把这种崇拜强固下来。于是乎韩山、韩江、韩祠、韩木、韩山书院……无处不韩!柳宗元谈到兰亭的“清湍修竹”未有“芜没于空山”,是有幸遇着王羲之的缘故,提出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命题。潮州似若兰亭,韩愈有如王羲之。千百年来,潮人崇韩已经成为一种心理定式。

崇韩,首先寄托着潮人对为官从政者的一种理想。须知韩愈是个被贬的官员,赴潮途中写的《泷吏》。诗可见其心境之恶劣,任上又只有八个月,能做这许多实事,的确了不起。任何一地的百姓都会歌之颂之,更何况潮人本是官本位意识十分强烈的群体。记得潮州儿歌《月光光》便有“做官”的“学前教育”:“冠陇(潮州的美人窝)姿娘(女人)会打扮,打扮儿夫去做官。去时草鞋共雨伞,来时白马挂金鞍。”韩愈作为潮人眼里有政绩的父母官,更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官,受到潮人历久不衰的崇拜,是合乎潮人行为逻辑的。


韩文公祠(图片来源:网络)


崇韩,有更微妙的因由,并非单一来自对韩愈功绩的追慕,还有来自潮人自身对精神偶像的渴求。从出土文物来看,潮汕的历史可以远溯至秦,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迄今发现的贝丘遗址五处,台地和山岗文化遗址四十八处。自秦汉至隋唐,潮汕的农业经济已有一定规模,人文也已开化,但是比之中原,毕竟蛮荒。侯外庐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滚雪球”,其胚芽在先秦。先秦时期的潮汕有什么文化?先秦以后的潮汕又有什么人物?因为记载过于简略,似乎一切都付阙如。直到韩愈入潮,有名有姓的天水先生赵德充其量是个进士(一说秀才),能当上刺史的助手,已经鹤立鸡群了。天水之后的潮汕一隅虽然时有才人出,宋明两代有过前后“七贤”,毕竟无法与韩文公这一领袖级的人物相比肩。于是,千百年来潮人渴求偶像的情结,使非潮人的韩愈变成了潮人的神!

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多次思考过要写韩愈,但我始终没有动笔,我深知观念对于创作的决定性作用。以善男信女的心态写香烟缭绕的神像,只能是糟蹋笔墨,浪费胶片。


啊,潮人不能永远诚惶诚恐地仰视着韩愈!



有一位和我一样定居北京的同乡学人问我,潮汕大商人享誉全世界,为什么潮汕出不了大学者?我想了想,饶宗颐不就是世界级大学者吗?同乡又说,饶氏在香港。我一愣,回答不上来,再一寻思,连享誉全世界的大商人李嘉诚,还有商海中的郑午楼、陈弼臣、谢慧如、林百欣、陈伟南衮衮诸公,也并非本土锻造!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凸现了,我们可爱的潮汕本土怎么啦?


有一位居留汕头的非潮籍学人小心翼翼地提出同样的问题,“潮汕人有着第一流的聪明才智,在潮汕人当中,有着第一流的实业家,第一流的文化巨匠,第一流的作家。但是,正像一位潮汕籍学者所指出那样,优秀潮人的事业差不多都是在走出潮汕以后做出的。”这位学者大概很不愿意触犯潮汕人,声称自己“愿意永远做一个潮汕文化的旁观者”;不过,他还是很客气、很体面地回答了问题:“是不是可以说,潮汕人要把自己的灵气与恢宏的目光融汇起来,这样就完全可能在这片钟毓灵气的土地上,诞生巨子、大师级的人物。”(《潮声》1997年第6期)


“恢宏的目光”!是的,关键是目光,亦即境界。潮人陈平原说:“哎,有时候潮州人是不太大气。尤其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到华北平原的时候,一眼看过去一望无际,或者我第一次到西北看到沙漠时候的感觉特别强烈。”(《潮声》2001年第4期)笔者比陈平原更早来到北方,“第一次”的感觉永志不忘。无论沃野千里的大平原,还是蓝天白云的大草原,都让我身处九垓,神驰八极,我惊叹大雪纷飞漫天皆白的神奇,我情愿踏着封冻的冰河在寒风中瑟缩,我感受到的是世界如此之大!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在亚平宁半岛,我又一次感受到,世界并非我原先之所想象,啊,世界如此之大!


或者可以归诸地理对于人文的潜移默化。我注意到古人早就以地理言风俗。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极有见地,今节录一二:“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习俭事。”关中、三河诸地原是都会发达之区,因为“地小人众”,民风难免精细有余,阔达不足。


潮汕功夫茶 广东省博物馆

(图片来源:网络)


梁启超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见解,他甚至指出,因为地理的缘故,蜀粤两地“风习异,性质异”,“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预测“他日中国如有联邦分治之事乎,吾知为天下倡者,必此两隅也”!地理环境居然影响着政治行为!


话或许扯得太远,我想说明的是潮汕一带地处海陬一隅,向称“省尾国角”,因“山高皇帝远”,中央集权的政治势力到此变成“弩末”,以此历史上走私猖獗,海盗横行;“地小人众”,利弊相兼,试想想,地方狭小,眼界不免受制,人口众多,发展缺乏空间。是故潮人未能尽美矣!



欹枕听潮音

张培忠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3

ISBN:9787108064738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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