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馑岁月少年时 曾经赵光小时代

是命运的安排，抑或说是自己的选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一个冬天里，我来到了地处小兴安岭余脉的黑龙江省北安县赵光小镇，寄居在我的姨母（养父母）家，开始了一个山东小孩儿在东北生活成长的历程。

黑龙江省的赵光农场，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机械化国营农场，是老一代垦荒者于1947年在小兴安岭脚下的亘古荒原上经过艰苦卓绝的创业，在极恶劣的生存环境条件下，开荒拓土，付出汗水、热血甚至生命开发建设的我国第一个机械化国营农场。前辈们在赵光农场开垦出了大片的肥沃土地，每年可以收获大批的小麦和大豆。

电影《老兵新传》里的主人公，就是以赵光农场的第一任场长，周光亚为原型而创作的。同时该电影也是以赵光为外景地拍摄的。

刚刚来到赵光，面对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很是新奇，看到屋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屋檐下因冻融交替而形成的冰溜子晶莹剔透，大地里茫茫雪原。在室外说话可以看到白色的呵气。小伙伴们多是穿着厚厚的黑色的棉袄棉裤。头上戴着厚厚的毛皮帽子。

我看到同班的徐传海同学穿着的棉胶鞋里絮的是靰鞡草，感到很是新奇。在来赵光之前就曾听哥哥说过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于是就兴冲冲地跑到赵光火车站前的地摊儿上买回一梱儿靰鞡草，回来学着小伙伴的样子认真把草砸软，絮在鞋窠里，第二天高兴地赤脚穿着靰鞡草鞋去上学了。到了晚上回到家觉得脚踝部又痒又疼，很不舒服。领教了东北三宝之一的靰鞡草的粗纤维以后再也不敢穿靰鞡草鞋了。记得那时到了冬春季节我的脸上就会皴出裂纹。戴金生同学就曾戏谑地称我为“麻土豆”。

赵光农场的中心地处农场区域的南部。被农场的人习惯上称为“南场子”。而赵光农场中心小学是地处“南场子”的南端。那是一排长长的土拉合辫泥草房。在这栋校舍的北侧是宽阔的学校操场。操场的北侧又是一栋更为高大些的校舍，那是赵光农场中学，后来不记得什么时间中学搬迁至农场的北部，称为“北岗”的位置。此后这两栋校舍全部划归赵光农垦局中心小学。在六十年代的前半期，在这个校园里充满了我们的朗朗读书声、飘荡着我们的歌声。

每逢“六一”儿童节我们会穿上整齐的蓝色制服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及歌咏比赛，文艺演出等活动。每年夏季都要在大操场上举行盛大的田径运动会。我们的体育老师是原来在辽宁省体工队的短跑运动员贺信老师，他能把我们的运动会筹划的隆重而盛大。真是高潮迭出，风声水起。但由于我是班里的小个子，田径运动是我的弱项，所以每年的运动会我只能是开幕式队列里敲队鼓的成员和拉拉队成员。

每年到了冬季贺老师会带领我们到邻近的汽车队的水井里抬水，抬到大操场上泼出一个很大的滑冰场。天气虽然很冷，但我们同学们的抬水泼溜冰场的热情高涨，兴奋异常。大约每周有两个下午把两节课合起来，90分钟的体育课就是在冰上尽情地滑冰，这是我们大家极其高兴的活动。自那时认识了什么是赛刀、花样刀，以及简易冰刀。

每逢清明节，学校会组织学生们穿上统一服装戴上红领巾，每个人都折出一朵白色纸花，在春寒料峭的风里整齐列队向赵光火车站去为赵光烈士墓献花、扫墓、宣誓入队。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到了夏季，学校会组织我们参加夏锄劳动。记得去的最多的是到赵光的西南方向通北农场二队，有时也要去前进北边儿的一队去劳动。那时去二队铲地，男生是住在半地下的菜窖里，用干草铺在地上当床。那时的我还有尿炕的毛病。夜里尿湿了被褥决不肯声张，白天更不好意思拿出去晾晒。只有每天睡在尿湿的被窝里，那时小并不觉得艰苦。秋季照样少不了起土豆，收大白菜的劳动。还曾记得秋天到北岗菜队砍大头菜，中午吃的是热热乎乎的猪肉炖粉条儿，在付出体力劳动以后，我和同学们吃得都很香。

小的时候不专心学习，而是更热衷于学校里的文体活动，学校每年都会举行歌咏比赛。那时我们唱的歌是《歌唱二小放牛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学习雷锋好榜样》《社员都是向阳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记得吴东等同学曾经多次到赵光农场俱乐部演出《红梅赞》《珊瑚颂》。我还记得每次到俱乐部演出前藏永新老师会给我们每位同学化妆，先在脸上涂一层厚厚的凡士林，然后再抹上红脸、描眉睫、眼影。弄得脸上油腻腻的很不舒服。晚上演出后回到家赶紧反复洗脸。那时同台演出的同学有郑荣、任华、吕凯等同学，还有哪些同学已经记不清了。

五十年代，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乒赛拿下了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继而是庄则栋在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连续三届夺取男子单打世界冠军。这大大地鼓舞了国人的士气，同时也在全国普及了乒乓球运动。我和武斌等同学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喜欢上了打乒乓球的。

那时学校里乒乓球打得好的是高年级的刘旭林、于雷等同学，刘旭林那虎目圆睁凶猛、凌利的推挡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学校的乒乓球案子只有一副，往往会被打的好的高年级学生占着，我和武斌等小伙伴课余时间就经常在教室里把六张课桌拼在一起，中间横上一根棍儿架在两侧的砖头上，就这样在教室里乒乓起来，兴致勃勃，忘乎所以。贪玩时不仅忘记了回家吃饭，也忘记了家长的呵斥。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实在忍不住想打球就把学校收在走廊里的球台抬到室外，高高兴兴地打起了球，正玩得高兴。体育老师贺信回来看到后大发雷霆，严厉地批评我擅自把球案子抬到室外，让风吹日晒，要是晒出裂纹得让我赔偿。那次可把我吓坏了。不过到后来我和武斌等同学和贺信老师混得很熟悉了，我们常按他的吩咐做些学校的事情，他也在课余时间拿出冰刀让我们随意滑。文革停课时期我和徐传海居然跑到哈尔滨贺老师的家里，那天的贺老师很热情，他的老母亲还做饭款待我们，我还记得吃的是猪肉白菜粉丝，那天我和徐传海吃得很香，很温暖。到后期真有些亦师亦友的忘年交的感觉。

五十多年过去以后，令人惊喜的是我们几个小学同学在北京与贺信老师重逢，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学生都已经年过花甲，我们的贺老师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毕竟是体育老师出身，依然腰背挺拔，精神矍烁。

六三年涌现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毛主席为雷锋的题字，一幅大气的狂草刻印在每个国人的脑海里。六四年十月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全国人民欣喜若狂，至今记得老师和同学们在操场上欢呼的情景。农场大广播里传出播音员高昂激越的声音。大大地激励了赵光地区的大人和孩子。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真是深入人心。农场的社会风气很好，风清气正，充满正能量。我们这些同学们争着学雷锋做好事。

大约是在1965年赵光农场翻盖俱乐部，农场无论干部，职工还是我们这些小学生都积极到俱乐部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我几乎天天都去搬砖。那一阶段中苏关系似乎渐驱紧张，大广播里播出的是外交部长陈毅的慷慨陈辞。痛斥美帝、苏修称霸世界的图谋。

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的文艺百花齐放，呈现出繁荣景象，俱乐部每天晚上都放映电影，因为我家距离俱乐部很近，尽管姨母不肯给钱也要每天跑去俱乐部蹭电影看，时间一长和俱乐部把门儿的人都混熟了。有个把门儿的叫徐得平，他常放我进去看电影，可惜这个人殒命于赵光地区文革中的一次派性武斗中。

电影有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红楼梦》那优美凄婉的唱腔与淋漓尽致的表演可谓后无来者，让我记忆犹新。还看过《柳毅传书》、《追鱼》等传统剧目。革命题材的电影看得就更多了。有《南征北战》、《万水千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

文革中江青组织批判六十五部大毒草电影，其中的大部分我都看过。头天晚上看过的电影，第二天会在班里和小伙伴利用课间的十分钟守着教室里的炉子旁边津津乐道地描述电影情节，并且还绘声绘色地摹仿着电影中人物的动作与对白，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也看过农场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以及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几年赵光农场自己的节目已经相当的高水平。每年都会参加《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有位哈尔滨老知青叫李伟，不仅人长的帅，手风琴也拉的很棒，他经常拉的一首曲子是《花儿与少年》。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正方兴未艾。我们升入中学，也没上什么课，而是组织各班到涌泉农场去参加麦收劳动。我们这些小伙伴们最兴奋的是用自制的小耙子，到收获后的麦地里引火烧麦秸秸秆子，在广阔的麦茬地里，用小耙子勾引着火种，奔跑在蓝天白云下，身后是被引燃的滚滚烈焰劈劈剥剥，冲天而起的长长火龙，眼看着麦秸化为灰烬，那情景是很壮观的。同时我们也很开心。这种污染环境的行为方式，现在是来历禁止的。

似乎是在十一月份，在学校里有两周时间是在上数学课，开始讲初中代数，刚刚学了什么数轴，正负数的加减法。就受到文革的干扰，学校工宣队选出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等到敲锣打鼓地把赵光中学的第一批红卫兵送走以后，我们这些同学也抑制不住要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冲动。于是三五成群的结伴向着北京而去革命大串联。小伙伴们谁不想去北京见毛主席呢？

可是家里无论如何不放心我出去，姨母不肯给我钱。于是我同翟建章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因为我是同家里人不辞而别，身无分文等于离家出走，走到哈尔滨我是饿的眼冒金星，只好找翟建章借钱买面包充饥，于是我就退缩了，我对翟建章说你们去北京吧，我身上没钱我要回赵光回家了。谁知翟建章他们也放弃了继续南下去北京的念头随我一同返回了赵光。回家后仍不安分，仍然跟家里闹着要去北京。这次姨母无奈给了我10元钱。我又和六八届的申树林，中学的任延泉老师一道踏上了去北京的征程。那时的国家秩序和铁路秩序都是极其混乱的，我们在哈尔滨拼命地挤上据说是最后一趟去北京的红卫兵专列。

应该是铁路运输史上最为拥挤不堪的列车。行至途中，列车停在半路不走了，传来中央停止大串联的消息。但是满满一车的红卫兵谁也不肯下车，一定要坚持去北京见毛主席。记不清中途停了多久，后来火车终于在一天的拂晓把我们运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下车后由解放军把我们引导到先农坛体育场，后又分乘汽车绕行天安门广场把我们送到了位于颐和园附近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学楼的顶层教室里，铺上稻草，再铺上线毯，然后每人盖一条毯子，算是安顿下来。我和任延泉老师，申树林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红卫兵在那间教室里挤了半个多月，此间吃饭免费，但要缴纳粮票。还记得在教室就可看到颐和园万寿山的亭台楼阁等景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在西郊机场如愿以偿地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那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也是最后一次）。

逗留北京期间，我们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还参观了天安门、颐和园、香山公园等，让我大开眼界。在经过了北京之行的狂热以后，我心里还惦记着回学校去认真学习初中代数。万没想到的是回来后停课三年，至六九年秋草草地初中毕业。回来后每次遇见翟建章同学，他都会耿耿于怀地很气愤地抱怨我没有同他一路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也很为此歉疚不已。

在初中三年停课的状态中，没有书读。记得赵光农场图书馆为“破四旧”而烧毁书籍时正巧我赶上了，我悄悄留下了几本书。那一时期读过《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苦菜花》《晋阳秋》《红岩》等。每天晚上还是要去俱乐部想方设法混进去看电影，那阶段看的是反复上映的《南征北战》《万水千山》。到了后来陆续上映八个样板戏的电影。

那时跟同学学会了吹笛子，用大蒜的汁液粘芦苇的膜，经常吹的是毛主席语录歌和《看见你们总觉得格外亲》。后来又学着拉二胡，但那时家里是不会出钱给我买二胡的。在同学的启发下，捡来铁罐头盒、木棍等自制胡琴。用竹扫帚条儿和马尾制成琴弓，专程跑到北安去买回丝弦，自制的二胡拉起来虽然声音小些，但照样能够拉出自我陶醉的旋律来，刚开始学真是其乐无穷，如醉如痴。只是那个年代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囿于自己的天赋不足，无论是笛子还是胡琴都未能达到精深的程度。只是自娱自乐，乐在其中。

戴金生同学至今还记得他和我在家里自制幻灯机在玻璃片儿上用水彩画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然后挂上窗帘在家放映幻灯的趣事。

生长在姨父姨母身边，在家往往不开心，于是就经常跑出去找同学玩。经常去住在前趟房的徐传海、孙庆山家。徐传海在班里不用心学习，常常受到老师的奚落与批评。但是人却是聪明的，他那时就从组装矿石收音机起步，逐步提高，组装二极管、三极管收音机后来甚至可以组装电子管收音机。可惜这样一个聪明人却辞世多年，墓木已拱。

我还时常去找武斌打球。去找李远志一起学唱样板戏。去王元军家、李琪家玩。还常去铁道西的贮木场砸树皮，顺便跑到宋大春、赵德生、于海青家玩。宋大春心灵手巧，我常去找他修理自行车。

到了晚上也还要一个人出来孤寂地徘徊在俱乐部向北去的路上。脚下是冰雪混杂着砂石的路，头上是昏黄的路灯，阒无人声的路上往往只有我一个人，偶尔传来几声火车汽笛长鸣。随后又陷入一片沉寂。走到招待所处，由于胆怯再也不敢向北走了。由此折返向南继续走。那时常常让我想起山东老家，已经去世的妈妈，想起哥哥、姐姐。每每都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在接近初中毕业的那个阶段，我曾朦朦胧胧地喜欢上了一个同班的女生，平时看她举动与神态，一颦一笑，如弱柳拂风，柔情似水，楚楚动人。具有一种东方古典仕女的美。但那时的我因为是在养父母身边长大，人也生的矮小，自幼就缺乏自信，心理自卑。那时决没有勇气和胆量向这位美女同学坦露心扉。只是一个天真少年自己在心中一厢情愿的暗恋而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第一次萌动的少年钟情也烟消云散了。

1966年小学毕业留影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赵光农场后来升格为赵光农垦局。我们的启蒙小学校，称为赵光农垦局中心小学（简称：局小学）。她地处赵光地区的南部，汽车队的北部偏东的地方。局小学往西的方向，是农垦局的行政中心，一幢简朴的局办公室。在局小学的东侧是好几排砖瓦结构家属房。像武斌、李远志、李琪、南文成、王元军、胡耀芳、吴建东、孙敏智、孙杰、姜昆、吕敬凯等同学的家都在这一片区。这些同学们上学真是太方便了。

我们的局小学：依稀记得刘杰校长，高高的个子，儒雅、平和的风度，从口音上判断似乎不是东北人。记得老师有张震老师（教算术）胖胖的，淮北口音；董殿恒老师（戴眼镜）一副学究的风度，一口河北衡水口音；贺信老师（体育）形象很有特点，目光炯炯连鬓胡，额头圆润，反应机敏，有一双能够透视人内心的犀利目光，下巴上有一个长形的小坑儿，具有犹太人的聪明与机智。曾经作为辽宁省的运动员参加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他的百米短跑成绩接近当时的全国记录。而且唱起歌来高亢悠扬，很好听；朱明云老师（美术）梳分头，精明狡黠，笑容可掬；藏永新（女）老师（音乐），总是严肃而自信，一副傲视群伦、不容置疑，冷若冰霜的气质。但却能在学校导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

于淑青（女）老师（大队辅导员）小个儿，方脸儿，眉目周正，严肃认真，曾是我们的班主任（讲课时唾沫星儿四溅，我小个儿坐第一排，于老师的唾沫星时常溅到我的脸上，我也不好意思擦）；付成山老师，（班主任）瘦高的个子，长脸。对学生总是苦口婆心、絮絮叨叨，不厌其烦；李茂昌老师、（班主任）细高的个子，小八字胡，很帅气。他的独门绝技是用粉笔头儿打那些上课开小差儿，不专心听讲的同学。如果谁在下面搞小动作，他的粉笔头儿是指哪打哪儿。姜孝仁同学的脑门儿就曾领教过李老师那稳、准、狠的粉笔头儿；冯维民老师，帅气精神，低调持重，不苟言笑；杨春风老师、山东口音，连鬓胡，梳大背头，自信满满；董蔚（女）老师，脸有些平，略有些兜齿，干练而认真，是我的六年级班主任，对班级和学生特别热心、负责。

还有位老师我已经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能记得他的形象。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穿黑色制服棉袄，棉帽子耳朵折上去后总是耷拉下来。不修篇幅，时常发点儿牢骚，一副落魄书生狷介不羁的派头。但人却极其聪明，他下象棋时和大多人不同，他下象棋时是躺在炕上，看着天花板或者闭目养神，（下盲棋）由一个人按他的指令在棋盘上移动棋子。（对方也要按步法报出口诀）但见他口中喃喃自语，念念有词：什么“车二进四，将五上一，你的马来踩我的车来了。”稍顷，就会赢得胜利。显然，整个棋局了然于胸。令在场的人无不啧啧称羡与叹服。

以上的一些记忆是我在文革停课期间和武斌，赵德生，于海青等同学常跑到学校西侧的教工宿舍去玩时看到的，那时王敬文同学的姥爷在小学校值班打更。王姥爷圆脸光头，眼睛很有神，是一位很和善的老人，他看到老师们经常到宿舍来聊天或下棋，曾说过一句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让我对王姥爷刮目相看。后来才知道这一佳句是出自刘禹锡的《陋室铭》。

去年齐淑华同学曾在同学群里晒出一张小学开运动会的极其珍贵的大合影照片，我们小学时那些可爱可敬的老师们大都在里边，从那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我们小学时那些风华正茂的老师和豆蔻年华的许多同学们。岁月倥偬，我们的老师们有的依然健在，生活在赵光。也有的早已经辞世，宿草经荒。（甚至我们有些同学也已经辞世）写到这里，我不仅感慨而仰天长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生如白驹过隙，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那些年学校每年夏季都会组织野游活动。一般都是事先由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把许多写有奖品名称的小纸团儿藏匿到东山的树林子里的许多处的树杈儿上、草丛里。然后再让同学们进林子里去找这些小纸团儿，找到后出来找老师领取铅笔，橡皮等小礼品。我们把这种活动称之为“找宝”。我那时很笨，几乎一无所获。只有羡慕那些找到“宝”的同学们。

在局小学的北侧不远处过去一条路就是农场商店。但我们小时候都叫它做合作社。经过口语化说出来就成了“合社 ”。赵光同学一说起“开板儿，关板儿”都明白是商店开门、关门的意思。合作社里的冻梨、冻柿子是我们喜爱的水果。那时似乎很多生活日用品都买不到，记得我刚来赵光上学时买不到作业本，只好把财务用的万能表裁下一半儿来当作业本用。

合作社往东是面粉加工厂，负责生产全局职工、家属所吃的面粉。合作社前边是一幢草房，东边是井房子，西边是理发店。理发员是夫妇两人，男人姓石，浓眉大眼，面庞周正且性格温和。女人的性格特点不太好描述，特别会说话，眼神有些狡黠，带有旧时代的痕迹，我很不喜欢她闲下来抽烟的神态。在赵光的那些年每次都是花两角钱到那里理发。

从合作社往西北方向就是农场文化宫。（也称为俱乐部，赵淑芬同学曾在同学群里晒出过一张老文化宫的照片，前部是一幢二层小楼，那是文化宫翻建以前的历史镜头。）六十年代初期，赵光农场俱乐部每个周末的晚上都会举办舞会，中间是舞场，周围是一圈儿人在观看。我们家住附近的小伙伴儿们会从被大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缝里钻进去看大人们跳舞。那时可能是因为小，对大人们的交际舞并不感兴趣。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为跳舞伴奏的乐队上，乐队有各种各样的大洋鼓、洋号。那圆圆的大洋鼓直径大约有一米多，那长长铜管儿的洋号有一人多长。伴奏者挎在胸前的手风琴看着很是新奇与神秘。

武斌同学的父亲就在这个乐队里吹奏一种弯弯的、金黄色的，上面有两排按钮，样式很奇特的西洋乐器，叫做“萨克斯”。武爸爸是连鬓胡，头发有些自来卷儿，（这种发型在古典小说里称为“美髯公”）神态威严而英武，吹奏萨克斯的样子很潇洒，也很酷。虽然我经常去武斌家玩，但在军人出身的不苟言笑的武爸爸跟前总是怯怯的。后来由于国家政治风云的变幻，赵光农场俱乐部的周末舞会也随之偃旗息鼓，风光不再。

那时可以在俱乐部里看到各种文艺演出，曲丽华同学的姐姐曲中曾多次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表演唱：《逛新城》，（看看拉萨新面貌）。也有赵光机校、赵光局中学和农场职工自己排演的话剧如：《年轻的一代》（吴建东同学的姐姐，还有中学一位家住二委的罗振中，都曾在该剧中饰演过角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

后来在文革运动中俱乐部也成了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阵地及造反派批斗打倒老干部，万、韩、赵和王致远，以及张贴大字报的主要舆论场所。那颠倒黑白的荒唐与混乱的年代让我记忆深刻。

文革结束我有一次回赵光曾在俱乐部看过一场批判四人帮的话剧《于无声处》。

文革时期讲究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涌现出一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时有个叫曲雅娟的女知青，（好像是因为救火负伤）曾多次在赵光俱乐部讲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一时成为赵光地区学习的榜样。那时我和徐传海、孙庆山家离俱乐部近，经常去看热闹。

有一次是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战友郅顺义到赵光来讲用，宣传毛泽东思想，讲和董存瑞并肩战斗的革命故事。散会后就在俱乐部门口，这位老英雄被群众团团围住，人们争相拥上前和战斗英雄握手。我和徐传海也拼命地挤进去和这位老英雄握手。出来后我激动地对徐说：“郅顺义和毛主席握过手，咱俩又和郅顺义握了手。等于和毛主席握手了。所以咱俩也是很光荣的。”我俩不由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幸福感倍增。当时那种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和对战斗英雄的仰慕，神圣而不可侵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能够理解我们当时的情怀。

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赵光的大广播里整天播放着九大的消息，以至于我能够把九大主席台前排就座的人物按广播里的口吻和顺序背下来了（当年在九大主席台左侧就座的那些风云人物除了汪东兴外，其他的人都成了历史的尘埃）。

在文化宫南边有一小栋东西朝向的三间草房，那是农场照相馆。照相师傅是一位很和气的，中等个头，大方脸的郭师傅。当年在那里照一张一寸相片是0.45元。去年同学们在群里晒出的我们青葱时代的那些青涩的黑白照片大多应该出自这家农场唯一的照相馆。我们应该感谢那幢小草房里的照相师傅，给同学们留下了我们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青涩而纯真，尤为珍贵的影像。

赵光地区的地形是丘陵漫岗地，大自然在低洼处形成的地表径流也就成了天然的有鱼有虾的溪流。我们称之为东沟子或西沟子。还记得常和徐传海等几个小伙伴跑到东沟子游泳，钓鱼。（一般都是钓些小柳根子，有时运气好也能钓上大一些的鲫瓜子）有一次正在东沟子玩的高兴，天突然下起了大雨，被淋成了落汤鸡。只好躲到小桥下的水泥涵洞里去躲雨。（幸亏没有发洪水，否则岂不是要被冲走了）那次回家难免遭到姨母的痛斥。

光是疯玩是不行的，我常与展福和同学结伴，一人挎上一个土篮子沿着铁道往南去小六井子一带掠猪食菜。当我们挎着一篮子猪食菜回家走到赵光农场西大门时，已经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了。在赵光同学们小时候大都有掠猪食菜的经历。说到这里想起了前年才听说的一位同学掠猪食菜的小故事。

前年5月底由赵光的小伙伴牟彬、常占军、姜淑文等人在北京组织了一次赵光同乡聚会。在那次聚会时听牟彬和吴建东讲他们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他和常占军、吴建东等小伙伴骑自行车去赵光西边的二道桥掠猪食菜。当骑车到桥上时，吴建东同学失去平衡，不慎从车子上摔倒，就距离桥边一点点，险些连人带车摔倒在河里去。（那个年代赵光地区的板桥是没有桥栏的）谁也不曾想到在同学们眼里像吴建东这样的姣姣小女生也有这样的历险经历，应该说大多数赵光的小伙伴都是这样长大的。

到了冬季，拎上一把斧子，挎上个土篮子到铁道西郑秀荣，朱革明同学的家门口的一个贮木场砸树皮，（作为烧柴）因为力气小，砸半天也砸不下来几块儿。浑身力气的同学宋大春找来一把大斧子，只须几下就会帮助我砸下满满一土篮子，这样回家就好向家里交差了。剩下的时间是我和大春、赵德生、于海清等在一起打篮球，开心地玩儿起来。赵德生家是里外屋，比较宽敞，我常去他家玩儿。春节期间小伙伴出去燃放鞭炮，那时是舍不得将一包鞭炮一次性放完的，而是零散揪下来一个一个地放，遇到哑炮也要掰开点滋花。

赵光地区的冬季漫长，到了冰天雪地的季节，赵光地区会飞来大批的，头顶带有红点儿的小麻雀，我们称之为“舒雀儿”（也是一种候鸟）这种“舒雀儿”比常年看到的麻雀（俗称老家贼）略小，似乎它的智商也比老家贼低一些。赵光的小伙伴们最有趣儿的活动就是扎滾笼，滾舒雀儿。

滾舒雀儿的前提条件是要动手制作一只精美结实而且好用的滾笼。要用到木工房里的木匠师傅在做窗户扇儿时，会用一种专用刨子裁制玻璃牙子。裁下来的细细的方木条儿是制作滾笼框架的绝好材料。将方木条用小刀在准确的位置刻制出咬合的凹槽，这一步骤至关重要，因为下刀轻了凹槽咬合不稳定，会直接影响到笼子框架的结实与否，下刀重了会导致细木条儿的断裂而前功尽弃。

精心制作好框架后，要到处去寻找细细的竹签儿，在不生长竹子的赵光地区寻找竹签儿绝非易事。把削制好的竹签儿均匀的插进框架上事先按相等距离钻好的小孔里。笼子的主体结构组装好以后，要在两侧的肩头各安装两层可以灵活滚动地“滚儿”，就是在一个小圆柱体上等距插上4排竹签儿，安装在笼子上可以灵活的滚动。（滚儿的制作过程更是需要精准的手法，这一部件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捕捉舒雀儿的效果。）在两侧“滚儿”的中间是一个独立的格子间存放喜欢鸣叫得“舒雀儿”俗称“舒雀儿油子”，用来引诱其它舒雀儿前来自投罗网。

准备好笼子后到农业生产队去找一些谷穗儿，将谷穗儿别在“滚儿”上，这样就可以把笼子放到外面的树林里。冰天雪地里的舒雀儿一旦看到有谷穗儿，就会飞来啄食，在它落在“滚儿”上的瞬间就会失重，扑楞儿一下不由自主地掉进笼子里。我的同学宋大春聪明且手很巧，他能够扎制出很精美好用的滾笼，我的手比较笨拙，且限于材料的局限只能扎制较为简单的拍笼。

那时没有保护鸟类的法律，反而由于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麻雀吃粮食而被列为“除四害”的行列。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认识是经历了曲折的，漫长的，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

那时赵光的小伙伴还有一项有趣的冬季活动就是在冰雪路上蹬自制的冰滑子，找一块和自己的脚一般大的长方形木板，在木板底部固定上两根粗铁丝。再用绳子绑在脚上，这样就可以在冰雪路上飞快地滑行起来。出门去滑冰时比较时尚的是头上戴一顶针织的滑冰帽，（一般是蓝底白道儿）帽子前面是一宽两窄，垂直的白色线条图案。戴在头上显得很神气。尽管天气很冷，但小伙伴们蹬起滑子来常常是头上冒着热气，脸上红扑扑的。随心所欲地到处去玩耍，往往兴奋不已，乐此不疲。

有时还要约上三两小伙伴，花5角钱买张火车票跑到北安县城去溜达，看看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逛逛一百、二百、三百（商店）。肚子饿了就花2角钱买个面包充饥，会吃得很香，感觉很惬意，很幸福。逛够了再乘下午的火车返回赵光。

少年时代的媒体是架在文化宫附近的高音喇叭，赵光农场广播站的有线广播也是入户的，那时在后房檐下有一根广播线，用一根线引入屋内接上一只广播喇叭，另一根线接入地下，就可以每天按时听到赵光农场广播站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通过这只简易的喇叭可以听到国内外的时事新闻，那时的小说连续广播节目很是吸引人。（虽然广播信号时有时无，不稳定）《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小说大多都是从广播里听到的。

后来家里添置了电子管收音机。从收音机里听宋世雄对于世界乒乓球比赛的精彩解说，听长篇小说连播，听电影录音剪辑。再后来就是听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八个样板戏了。

后来分配到红星工作后，大约在七十年代初期，再返回赵光去找李远志同学玩时，从李琪同学家房前走过看到高高竖起的电视天线，那应该是赵光第一根电视天线。也是让赵光地区的人们眼界大开、开启电视时代，走向现代科技文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根天线，不啻于一场赵光地区的传媒革命之发端。

赵光局小学的小伙伴

50年后的赵光局小学小伙伴

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在赵光的家，在赵光农场俱乐部北侧第三排老草房西头，靠在马路边。我的姨父（养父）性格内向，脾气有些古怪、刻板。姨母（养母）性格刚强，脾气暴躁。（他们自己没有孩子，收养了我）他们经常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生活，我是在胆怯和郁闷中长大的。

我至今以为我幼年，少年时代失去父、母爱的境遇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个性发展和人格的完善。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研究认为“人生中最早的几年完全决定他的一生，成人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情绪的毛病，都和童年几个阶段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到了后来我为人父以后，尽其所能地从精神到物质给女儿创造一个温馨和谐、宽松自由的成长氛围。

应该是文革中期，我的养父因历史问题被押进了位于通北农场畜牧队的牛棚里劳动改造，长期不许回家。我的养母又送外婆回四川老家去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好在原先在姨母的调教下我学会了做饭洗衣，能够独立生活。那是在我看来一个漫长的夏季，家里养的母鸡趴窝了，我还跑到铁道西的于海清家里换了鸡蛋回来给老母鸡孵出来一窝小鸡仔儿。换鸡蛋那天于海青的母亲曾把我好一顿夸奖，可是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和全国一样，赵光地区69届的三年初中时代没有能够正常地上课学习，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跟着当时社会潮流过来的。文革初中期，赵光地区也同全国一样造反派分化成了势不两立，剑拔弩张的所谓兵团派、红色派。后来由于兵团派人多势众，把红色派打的作鸟兽散。纷纷逃离赵光。我那时虽然分不清是非，但可能是出于同情弱者的缘故，我和徐传海都倾向于红色派，看到赵光的兵团派把红色派打跑的情况，很是忿忿不平。

于是找来钢板铁笔、腊纸和油印机，开始自己写稿子，刻钢板，油印成32开的小传单，（我和徐是在那时学会了用铁笔在钢板上刻写仿宋字的，徐的仿宋字在当时已经刻写的很漂亮了）支持和声援被兵团派打跑的红色派。印好之后，悄悄跑到俱乐部去张贴。贴了没两次，被一个兵团派的人给我俩抓到了。被他当场教训并且威胁了一顿，可把我俩吓坏了。我俩揣上没发完的小传单，当天仓惶出逃，连夜挤上了去省城哈尔滨的火车。

第二天天亮蓬头垢面地窜到了哈尔滨。在南岗区找到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访接待站，去控告赵光地区的兵团派搞白色恐怖，把红色派打散的暴行。（当时也不知道赵光被打败的红色派有几十人已经驻在哈平路12号省革委接待站。）我俩那天拿着自己刻印的小传单，正在那里同省革委的接待人员申诉我们的上访原因，恰巧遇到了去告状的赵光红色派的几个头头儿，为首的造反派头头儿姓关，是黎明农场的，忘记了他的名字，此人睁着一双肌里骨碌的大眼睛，大分头，八字胡，一幅狡猾写在脸上的样子，绰号叫“关大牛X”。惊惶失措的我俩如同遇到了自家人。

我俩在省革委的出现，又给了关某他们几个造反派更为充足的申诉理由。关某指着我俩对省革委接待办主任说“你看赵光的兵团派把这么小的孩子都打出来了，可见其白色恐怖之严重。”于是我俩也跟着住进了哈平路12号，在那里吃住都免费，不过净吃高粱米饭等粗粮，让我和徐传海这从赵光吃惯了馒头的人很不适应，但却有了安全感。

后来我俩在那里成了红色派的秘密交通员，因为我俩是小孩子不会引人注意，经常溜回赵光打探兵团派的情况，顺便带些红色派的传单回去散发张贴，也还要给红色派在赵光的家属捎带口信报平安，我俩甚至有些地下党的使命感。我记得那年冬天我和徐曾在三个月时间里在赵光和哈尔滨之间往返流窜了9趟。直到第二年开春儿，省革委和北安县革委的领导经过斡旋把滞留在省革委接待站的红色派的人安全送回赵光为止。

在上初中阶段的一个春天里，部队来学校招小兵，学校组织我们到赵光车站敲锣打鼓地欢送走了上一届的孙福林和我们这一届的吕敬凯同学，我当时心里那叫一个羡慕啊。

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里就学习报纸，学习毛主席语录。有一次我和南文成几个小个子（淘气包）冒险爬上了教学楼后的锅炉房大烟囱，一直爬到顶上，在烟囱口站了一圈儿，还炫耀、显摆地向地面的同学们招手。后来在北京听到巴功琦同学这位小女生当年也曾大无畏地爬上过那个大烟囱，不仅让我瞠目，真乃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女中豪杰也。

智能手机与微信平台的出现，直接导致2015年7月在赵光，2016年5月在北京的两次同学聚会。此后，同学都在期待着2019年我们毕业50年回赵光的大聚会。届时，我们这些赵光小伙伴将会从各地云集赵光，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神奇的土地。去寻觅我们的童年，少年时代。还想老夫聊发少年狂，约上南文成、姜孝仁、巴功琦等同学再爬一次赵光中学的大烟囱。（近乎痴人说梦）岂不快哉！

▼ 赵光七团中学69届同学在北京团聚（2016）

罗亚林，北大荒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红星农场)从事农业科研工作。1987年到北京某研究所任秘书。现已退休定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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