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五) 劳改队的那些日子

我在蚕种场没待多少日子，一九七一年的春天，就随着一些犯人调到了十二大队三中队，该中队在蚕种场后面，主要的劳作是茶园，也就是种植茶田，采茶。

我以后就一直待在三中队里，再也没有被调动过，直到一九七九年初平反。在三中队里，我的命运开始有了转变，命运再一次向我招手，我又遇到好人了，这好人包括干部、包括村民、包括刑满释放的狱友们，也包括看管我的解放军战士。

我不再被严管了，不再在四周武装战士看押下在指定的劳作区劳动，不再要完成一定数量劳动的指标，这些在劳改队里都是一般犯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我竟然得到了，这应该是一种幸运。

我经历了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的轮回，活米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如今能在这没有任何人生权利的地方走出困境，拓宽自已生存的空间和生存的质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还得努力。

又回到了刚进集训队时的情况，到了三中队以后，中队的干部、队长和指导员常常在工地上或在我单独劳动的地方找我谈话，我不再站着和蹲着，而是和他们一样坐在地上，谈话的内容都是我的“犯罪”，都要求我把《知青之歌》讲给或唱给他们听。他们大多的时候都是在听，也不插话。我们中队有两个徐队长，一个是黄梅人徐队长，复员后当了管教干部，小时生过天花，脸上留下一些麻点，但人挺善良。监狱中规定每月要写一封信，但必须是用明信片，内容昭然纸上，明的是羞辱你，不把你当人待。写信可以，但需请示，遇到干部高兴，可以，遇到干部不高兴，罢了。我母亲是做老师的，人总有点自尊心嘛，我就不想写明信片怕使她们难堪。所以每到一月写信时，我都会去请示干部用信封，我常常找的就是他，而他从未拒绝我，有一次他竟笑着对我说：“下一次把信封糊上，还叫我给你糊吗？”我真的感动了，就是用信封写信，也需干部检查，信封不得自己糊上，要由干部审查内容后方可寄出，徐队长如此宽厚令我万万想不到。

突然，我脑海中想起一件事，母亲有次来信中跟我讲，你怎么写信不把信封糊上？联系到徐队长今天的善意提醒，我终于明白了。即使干部同意给你用信封写信，他们审查过也不会用襁糊给你粘上，一是不想费这个工夫，二是根本不想让你知道是否检查过。平日里，我把这事讲给一些狱友听，他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只是都没有讲出来罢了。

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监狱的一些事，可又有谁忏悔过，自责过呢？我坚信，终究会有那么一天听到这样的声音！只有知耻，只有忏悔，我们的民族才会真正地有希望，真正地强大起来。

那天在工地上他和我谈话，要我把“案情”详细讲给他听，我讲了，他听了。听过以后他也一句没说，“你回去吧！然后背着手一摇一晃地走了。

第二天上午出工，又是他带班，在工地上，他走到我的面前坐下，又和我谈起昨天的事，他说：“任毅，你真蠢，你知道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吗？我给你算了一下，你二百四十个字，你为每一个字坐十四天的牢”。

昨天工地谈话后，他回去就是这样给我计算的，真难为他这样一个有心人。正是由于徐队长这样的理解和宽容，对我的看管大大地放松了，再则自己又是政治犯，又没有逃跑的企图，所以天长日久我就相对自由了。我可以上午随着大队出工，出去后便没人再管我，我漫山遍野巡游，专干一些单独的活计，整天和当地老百姓、孩童在一起，到老百姓家去混吃混喝，但到晚上必须回到监房，这是万万要做到的，就像一只鸽子清晨放出巢，飞得再远晚上一定要回来一样。这样的坐牢日子很特别，但我习惯了，似乎有点乐此不疲了。

那些看管我们的武装军人，被称呼为“班长”，他们平日是不和我们接触的，可有时候在工地上，他们也会把我喊到他们的面前，问我的情况，而我也会如实道来。时间长了，班长们都知道我的情况。我晚上收工回监房时，按规定必须立正站在离监狱五米的白色警戒线上高声喊道：“报告班长，犯人进去！”可我还未喊出，他们便手一挥：“进去。”久而久之，我有些过意不去，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在还未到警戒线时，我便喊出：“报告班长，犯人进去！”班长笑了，照例手一挥：“进去。”说实在的，那样的时候，我很欣慰，常常会笑，我感觉那是发自内心的笑。

我注意到，这当中有一清瘦白净的班长，平日心情似乎很凝重，对我挥手时常常面无表情：“进去。”不知为什么？我很纳闷。

一九七一年的十月，风云突变，监狱中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些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俗话讲社会上刮什么风，监狱中就会起什么浪。这风从何而刮，这浪又为何而起呢？大家都想弄个明白，一天钱江老人悄悄地问我：“任毅，你听到什么了？”我未语。

大凡藏污纳垢的地方，也一定藏龙卧虎，监狱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钱江就是龙，钱江就是虎。

“你注意没有，我们那个副统帅好久没有出来了。”继而他又讲。“他那一副病歪歪的样子，大概又病了。”我回答。

中午出工时，赵指导员在队前训话，他声嘶力竭地说：“最近以来，监狱里出现了一些胡言乱语，那都是谣言，我警告你们，广播中没有广播，报纸上没有登的，统统是谣言，谁造谣谁承担后果。”

钱江分析到一定有事，不然为何此地无银三白两呢？钱江要我留心点，想法“偷”一张《参考信息》来看看，他老人家长期患病，终日不出工，是属于那关到死为止的犯人。

夕阳早已西下，山区的秋天还是很冷的，大队挑土方的犯人早已回去，我还在工地上，将带草的埂边垒齐拍碎，里面填实土，以便来年长出草来，使高埂更加牢固。同时还将带草的埂块一块一块排齐，以便第二天再往内挑土，这样大埂便一天天地长高，最终能有十多米高，这就是水库的那道长长的坝。此时我的肚子已经很饿了，眼前金星闪烁，我一点劲也没有了。我拖着拍板就势缓缓地坐在埂上，想休息一下再回监狱吃饭，那时大家都吃完了，我可以在犯人饭堂里吃，能吃得多些。

附近小包庄的孩子放学回来，走在田埂上嘻嘻哈哈、蹦蹦跳跳、打打闹闹，身上空荡荡的书包一晃一晃。

“劳改犯，你怎么还没回去？”他们和我很熟，平日里就这样叫惯了。

“唉，小孩，把你的语文书给我看看？”我好长日子没见到书，真想看看现在孩子的课本是什么样。

小男孩把书包扔给我，“你看！”说完又跑开了，继续他们的打闹。

我翻开他的书包，拿出那本五年级的语文书，打开书我不由汗毛倒竖，双于直哆嗦。

“小孩，你要死啊，这是谁打的×?”

“他是大坏蛋，已经死啦！我们老师叫打×的。”

小男孩夺过书，和刚才一齐打闹的孩子走回包庄，渐渐消失在炊烟袅袅的暮色中。

此时，我的头脑发胀，急切地回到监中。

我心不在焉地吃完饭，简单洗了一下，便凑到钱江跟前，把刚刚在田埂上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听完以后，大腿一拍。

“这就对了，得想办法验证一下。”

监狱中为林某而坐牢的人比比皆是，杀猪出身的秃子戴小春就是因为看不惯林某，认为是“扫帚星下凡”，也被判刑十年。

我把戴小春喊来，在钱江面前，我又把刚才遇到的事讲了一遍，戴小春是结巴子，他听了后瞪大眼睛愣愣地说：“这，这，这是真的？”

“这，这是真的，千真万确是真的。”我学着他的口吃说道。

“你去报告班长，说监内有人讲林某的坏话，说林某是坏蛋！？我说。“就讲是我说的，没有关系。”我又说。

“这，这，怎么行，我不是出卖人吗？我不干！”“没关系，你去！”我鼓励他去报告。

“去，小春，没事的。”钱江老人说。

钱江老人，大家都很敬重他，戴小春也一样，他相信钱江和我都不是会害他的人。

小春随即走出监房，朝警卫的岗亭走去，还不时回过头来看着我，我站在门口悄悄地窥视着他。

“报，报，报告班长，监房里有人在骂林副统帅。”好一个聪明的小春，他竟是这样报告的。

“骂，就给他们骂好了。”班长大声地说。

就这样，一九七一年震惊神州大地的“九．一三”事件，在监狱中，在没有广播、没有报纸的情况下被我们证实了。

然而，林某的倒台，并没有给监狱中许许多多为林某而坐牢的犯人带来希望，干部宣布：“不许用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又宣布：“当初你反林某不证明你是革命的，今天你要拥护林某照样判你反革命！”

一句话，你们是你们，别昏了头。戴小春、范汝伦也是这样，继续服刑。

直到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大批纠正冤假错案时，这些人才得以平反出狱。而此时的林某陈尸温都尔汗却已经七八年过去了。

监狱中其实从来就不平静，即使暂时的平静，也是常预示看有大的风波兴起，犯人也没一天安生过，这也可谓“防不胜防”。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是个多事之秋。

那年的秋天，又到了山芋收获的季节，中队利用开荒开出了不少的山田，一般都会种上一些比较好长农作物，山芋就是这其中的一种，栽上山芋秧后，最多给锄锄草，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去过问，直到山芋收获。

收获的山芋除了喂猪就是给犯人吃，每到这样的季节，犯人的早餐就会増加几个山芋，比起平日上午喝一大碗稀饭，到了工地两泡尿一撒，肚中就全无了，还得挨上三四个小时才吃中饭，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那时干部也同意让犯人自已买一点熟山芋，晒干储存，因此，吃了山芋的犯人都会胖起来，大家说这是“山芋膘”。

监狱中是没有秤的，那一大筐熟山芋大大小小，参差不齐，因此分得平均是很重要的。那些长刑期的犯人眼睛是很“毒”的，手也是很准的，常常分得很公平。分好的山芋一堆堆地摆好，放在坑上，还得经过最重要的一道程序：那就是先让一个犯人出去，不准看山芋，从任意一堆山芋起头，顺时针或逆时针排下去，在场的人认可了，于是外面那个犯人叫一个数字，这一数字便是头，然后大家挨铺位号一个个顺序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份山芋。应该讲，这是很公平的，这样的分配方式在监狱已存在多年了，可见它的合理性。

然而即使大家都认可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也有人会有意见，甚至蛮横不讲理地提出挑战，终于引发了一场凶狠残恶的命案。

该命案中的两个人物：一个叫王秀林，镇江人氏，虎背熊腰，体壮力大，平日里就凌强欺弱，因盗窃罪人狱，大家都暗地里恨他。另一个叫范金德，南京人氏，人狱前是某中学教师，白面书生，不谙事道，因流氓罪人狱。由于文化程度较高，平日又温和谦让，干部委任他为大组长，这是监狱中犯人的最高级别，日里不用劳动，负责犯人中的一切事物，当然这是在干部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是说除了干部大，就是他大。

山芋分完后，眨眼工夫，已经充入犯人的腹中，这时王秀林却一个没吃，他看着自己碗中的山芋，大声叫喊：“太少，太少，你们分得不公平。”

这时离上工的时间快到了，大家都忙着上工的准备工作，谁也没有理会他，也都知道惹不起他。王秀林看没人理睬他，索性更来劲了，嗓门越叫越高，声音越来越大，牢房里顿时像炸了锅似的喧闹起来，此时离上工最多只有半小时左右。

岗楼上的武装班长见有“炸监”现象，端着枪在岗楼上大声喊叫：“闹什么？闹什么？都给我老实点！”

此时，范金德走上前去，把刚刚发生的事向班长作了汇报。“把他给我绑来。”班长命令道。

实际上班长是没有权利管监狱里的事，他只负责监外警戒，如果犯人逃跑他可开枪，监内的事全然不在他管的范围之内，甚至他都不可迈进监狱一步。此刻班长多事了，越权了。

听到班长这么讲，范金德胆也壮了，于是他叫了几个平日里受过王秀林欺负的犯人一拥而上，把王秀林按倒在地，结结实实地给绑了起来。白面书生全然不会想到后果，他想到的是积极的表现。

王秀林倒在地上，忍受着不同方向打来的黑拳和踢来的黑脚，痛苦地大叫，满是血丝的眼中几乎喷出火来……

我回头看了一下，王秀林盆中的山芋已经没有了，混乱中已被别的犯人偷吃了。出工的时候到了，队前范金德又把刚刚发生的事向带队的赵指导员进行了汇报，赵指导员又狠狠地批评了王秀林，于是大队伍出工了，王秀林被捆绑着饿着肚子来到离监房大约三公里的茶园。这时赵指导员吩咐给他松绑，松绑后的王秀林面露凶光，慢慢地扛着他那把早已做好记号闪闪发亮的锄头走向茶田深处……

当天的劳动是锄草，高大的茶蓬一望无际，犯人在其中劳作根本无法看清，唯一能看清的是一个个锃光发亮的头在茶蓬中忽上忽下，忽隐忽现。持枪的班长则站在茶田四周的高岗上，密切注视着茶田中犯人的情况，而我们的赵指导员却不知去向，大家都知道他肯定又到包庄那一个女的家中去了……

忽然，茶田里躁动起来，“不好了，王秀林杀人啦”的喊声在空旷的山谷中此起彼伏地传了过来，极度凄惨。我看不清茶蓬中发生的事，此时王秀林已把范金德打翻在地。事后听讲，王秀林用锋利的锄头猛烈地切削着范金德的头，像削土豆那样，鲜红的血染红了锄头……

工地上站在高岗上的班长目视着发生的血案，一个劲地高叫着：“不准动，站在那里！”赵指导员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显然他也给吓到了：“王秀林，王秀林，把锄头放下，有话好讲，有话好讲！”

杀红了眼的王秀林此时完全丧失了理智，还在机械地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削着范金德的脑袋。显然，范金德早已死去。

大批的正在劳作的犯人们听从命令地站在原地，踮着脚跳起，惶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血淋淋的杀人现场，谁也不敢动……

王秀林放下锄头，走出茶园，身上全是血，嘴里一个劲地喊着：“范金德是我杀的！范金德是我杀的！你们枪毙我好了！”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双目紧闭，浑身发抖。

惊魂未定的赵指导员叫了几个犯人一拥而上，把王秀林又绑了起来，就像一个多小时前那样。而赵指导员却站在大批的犯人后面，吓傻了。

半个月后，我们参加了狱中的宣判大会，会后王秀林被处决于他先前杀人现场的西北角茶园的高坡上。

而范金德则以“工伤事故死亡”通知了他的南京家人。

枪毙王秀林那天上午的宣判会，徐州人赖福顺等没有参加，他和另外一个犯人被安排在那一处茶田的高地上，挖出一个长二米、宽一米、深一米的坑，又用手扶拖拉机拖了一车的大石头……

后来，埋入王秀林尸体的大坑上，茶树长得异常旺盛、疯狂，绿色的茶叶一簇一簇，黑乎乎的，几乎可以渗出油来。可是犯人们每每采到这里，就绕开了，他们不敢走上前，更不敢去采这些茶叶，任它疯长，落叶，枯萎，一年又一年。这里，成了犯人心中的禁区。

多年以后，每当我想到这一件血案，仍心有余悸。应该讲，这一场命案的教训是很深的，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残酷。饥饿会使人丧失理智，丧失良知，在这里为了有一点点可以充饥的东西，什么礼义、廉耻、道德和教养统统可以不顾，甚至可以付出生命……”

工地命案发生后的不久，一九七一年就过去了，一九七二年来到了。

一九七二年，监狱里伙食突然有了一点改善，中午的那一顿从一个菜变成两菜一汤，虽然那增加的一点菜只是一小匙，那汤只是漂着几片菜叶的酱油汤，但那汤中似大海捞针的星星点点的肉屑直馋得犯人口水直淌。

什么原因呢？怎么会这样呢？

监狱的存在就是意味着强制和惩罚，如果坐牢也像在家中那样自由自在，那你就想错了。同样，监狱中的伙食仅可以保证一个人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热量，你要指望有营养、会长胖，那你就更错了。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派了调查组调查了一下监狱的情况，于是又批示：“把犯人当人待。”

当然，周总理派人调查的是正规监狱，诸如功德林、提篮桥等，决不是我们这样的监狱，如果是我们这样的监狱，那就更加触目惊心了。

变化就是这样来的。

一天出工前，照例的工地前训话，赵指导员把周总理的批示讲了一番，当然，他不会讲出这段批示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这样讲，他是很不情愿地讲的。

在训话的过程中，赵指导员反复讲：“我们这里不存在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你们说，有没有？”

“没有。”我们只能大声地回答，有没有谁的心中都有数。

“我们这里也没有人把你们不当人待，你们说，是不是？”

“是。”我们依然是大声回答，可那明明白白属于口是心非的回答，是和不是，我们和干部一样心知肚明。

别看赵指导员是一北方侉子，坯子虽粗但还是有点学问，那一手字写得就很漂亮。于是他在队前讲起：“从说文解字的角度来看，奴隶社会奴隶主用狗看住奴隶，所以创造出犯人的‘犯’字，是反犬旁，就是用狗看着自已，这样犯人也就不是人了，但是这是过去的说法，我们的监狱就不是这样，你们哪个敢讲我们不把你们当人待吗？”

言语中透出的是恐吓。

这样对“犯”字的说文解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我看他也不一定十分清楚，但起码有一点，他研究过，或者是知道过“犯”字的来源，更何况他就是干管教犯人的这一项工作的。

就在赵指导员训话的第二天，我们的伙食有了改善，出现了两菜一汤。这样的伙食改善在我们的监狱中只维持了一个星期，一切又恢复到过去那样，钱江把这次短暂的一星期的改善伙食称之为“七日维新”。

在蚕种场时，王队长就公开讲过：“你们到这里来接受改造，我们就是要在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你们，在精神上狠狠地折磨你们，在生活上狠狠地克扣你们。”十分明了和露骨。

而那曹指导员则说：“什么是前途，让你们活下去就是前途。”

什么是教育？其实根本不必费尽脑汁而去苦苦冥想，生活本身就是很好的教官，这么多年残酷的监狱生活究竟教育了什么人，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

监狱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强制和惩罚，如果你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认识，你必定苦上加苦，痛苦不堪。

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坐牢的犯人都对此有深刻的体会，想起那吃不饱， 饥饿难忍的日子都不寒而栗。

那时犯人的口粮是一月三十斤，老弱病残是二十四斤，一月三十斤粮食对于终日承受超强体力劳动的犯人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那时监狱是这样安排三顿饭的：早晨三两稀饭外加咸菜，秋天可增加一点山芋，中午四两干饭，一盘莱；晚上则又是三两稀饭和咸菜。

不论什么菜，切碎后洗洗放进大锅里，加上水和盐煮熟就行了，油花根本看不见，这就是溧阳监狱著名的“水煮菜”。

犯人食堂的工作人员都是犯人，我们烧过的水煮菜有青菜、萝ト和萝卜叶子、南瓜、茄子、苋菜等等，甚至还有猪吃的“八月老”和洋葱的杆子、叶子。

犯人的队伍经过猪圈时，看到那肥头大耳的猪，都会感叹它们的命好，好在终日不会饿肚子。

早、晚的稀饭是用直径一米，高一米多的大号木桶抬进来的，每当稀饭分完后，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场面：几个犯人早等在那里，手中拿着橡胶鞋底做成的小刮子一哄而上，几个人抢占一个稀饭桶，从不同方向沿桶内壁刮去粘在壁上的稀饭汁，放在盆中，然后吃掉。那些没有工具的犯人则干脆用手去刮，刮了就送进嘴里……这一行当监狱有一个名称叫做“刮桶”。

逢年过节，监狱的伙食会有一点改善，也能看到一点荤食，每当这样的时候，犯人们会仔仔细细地捡出那几片薄如蝉翼的肉片，放在旁边，等到饭吃完后再细细品尝。那年头，一年开不了几次荤，尽管犯人养的猪一月都有几十头出圈，可那没有你的份，那有谁的份呢？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句容黄梅徐麻子队长的家收稻草，收稻草完毕准备回监，集合时发现张有才不见了，于是大家分头去找，最后在一农舍的猪圈中找到他，而他正和猪儿们在一起抢吃山芋。回来后张有才被批斗了一晚上，徐队长对我说：批批就算了，我就知道他不会跑！”

那时的监狱干部清楚地知道犯人是吃不饱的，也根本不会想其他的办法使犯人吃饱，因为没那个义务和必要，好心的干部会跟你讲：“我们是不会扣你们的粮食的，克扣囚粮是要倒霉的，这在秦朝就是死罪了。”

监狱中每个月开账可以买一点东西，由狱中犯人领班负责登记汇总，然后干部的带领下到竹箦桥去购买。这当中可以买到一些吃的，比如咸菜、京果和饼干等等，尽管数量很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犯人拿到手时，都喜形于色，仿佛孩子过节一样。但这样的时候也不是常有的，那要碰到徐队长这样比较好说话的干部。

倘若碰到王队长这样的狠心干部，他不会同意你买吃的东西，甚至有一回有一个犯人要买一个小镜子他不但给划去，还大大地奚落了这个犯人：“想得起来，开账还要买镜子，光头有什么好照的？”

他甚至不允许犯人当天挑土方挣的土方粮第二天全吃了，硬是想扣下一部分，说是“备荒”，时间一长，他忘记了，犯人也不敢去问，那粮食也就不知所踪了。犯人在工地上收山芋时，只因偷吃了一个生山芋，会被他狠狠批斗一个晚上，还破口大骂：“你是人还是畜生？”

犯人的生活费是每个月九元钱，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是可以的，知青下乡也就只有七元五角钱，相比之下还是不错的，那时候米才一毛钱一斤，低劣的中熟米就更便宜了。菜是劳改队自己种的，历来是不算钱的，如此众多的犯人在一起吃饭，想象中应该还可以，但是为什么还会这样缺油少荤呢？

伙房里干活的犯人已经很优越了，他们起码不会像众多的犯人一样整天忍饥挨饿，而且还有一定自由活动的空间。人性是自私的，自私到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根本置大家的利益于不顾。伙房的犯人只管进出的流水账，今天进多少，用去多少，而真正的账是干部管的，那年月谁也不会去査账，“审计”的名词大家根本还陌生。

犯人吃的粮食是中队的犯人在干部的带领下去竹箦桥或者矿上粮食部门用手扶拖拉机拉回的。每到这样的时候，下粮食时会有人这样讲：这一袋面粉是××部叫带的！那一包米是××干部叫捎的！也许有这么回事，也许没有这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值的犯人谁也不会讲出来。数百人的伙食，少一袋面粉和一袋米那是看不出来的。反正又不是自己的，只要自己吃饱就行了，管那么多的闲事干什么？只要不牵涉到自己的利益和处境就行了。

监狱和社会一样，要想禁止这样的自私几乎是办不到的。人们都在做自己内心想做的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人都是自私的。

责怪犯人的自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那种环境下，他怎么能做到不自私呢？倘若他要不自私的话，那他好不容易得到的利益就瞬间逝去而永不再来，换了我也是一样的。

监狱中的干部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他“相信”和“喜欢”的犯人。这些犯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巴结和讨好干部，哪怕丧失自己的人格也不在话下，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和安生，犯人必须这样去做，而没有这些犯人的帮忙，干部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

收花生时，那整袋的花生是犯人给干部送到家的，修剪树枝时，那整车的树枝是犯人给干部拉回家的……

一九七二年的冬天，曹指导员调回老家苏北。刚到监狱时他是两手空空，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走的时候，五吨的解放牌汽车装得满满的，那盈盈实实的东西都是平日里犯人给他送回家的。

我实在不想指责监狱干部的贪婪，因为贪婪正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只是希望他们能稍稍关心一下狱中犯人的生活，真正做到“把犯人当人待”，不要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是一套。

犯人每天有一瓶热水，许多犯人会在早晚吃稀饭时，将大半水瓶的水倒进稀饭中一口气喝下，让肚子撑得圆圆的，暂时得到满足。到工地几泡尿一撒就全没有了，而晚上，则不停地报告班长上厕所。这种现象监狱中叫做“软饱”，顾名思义不是真正的饱。

监狱中有相当多的犯人长期无接见，一是断绝了关系，二是路途远，家境又贫苦。而一些家中有人接见的犯人，因为经济条件好在狱中的地位也就相对地高了，他们有可以充饥的吸引人的食品，以至有的老犯人情愿低声下气地讨好卖乖或者在工地上帮助干活来换取一点点多年未尝过的食品。

那时的监狱一般不允许送吃的，但不是绝对的，要看具体是哪个干部负责接见了。碰到稍有同情心的干部，情况会好一些，他会让你带进监狱。但碰到王队长之流的干部，他会故意叫你看到而拿不到，试想一下那犯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就是：他会让你拿进去，他会把馒头、烧饼一掰两半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曾经有人在牙膏里放钱被查到，因此王队长对牙膏敏感，他会让你把牙膏挤在一个小瓶里，让你以后用，这实在是恶劣到极点。他还会当着众犯人把接见的食品扔进监外的水塘里，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

那些患有传染病比如肺结核、肝病的犯人就和大家住在一起，有时他们的胃口不好饭菜实在无法吃下去，总会有一些犯人不顾传染、不怕牺牲地吃下去，因此这一类的传染病当时在监狱里传染了很多人。

为此，竹箦煤矿专门开了一个传染病监狱，把这些病人集中在一起治疗、着管。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我就在那里。那传染病监狱坐落在深山之中，山清水秀，林木茂盛，外面根本无法知道。我在那里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天，却每天担惊受怕，因为当时自己根本没病，只是装的。

在那个年代，生活磨炼着人，生活也教育着人，现实中一切美好的空话、假话在破灭的时候，也同时把那希望、前途、未来扔进了垃圾箱。

知道吗，给人以无望、失望、绝望，乃是史上最大的罪恶。

在监狱里犯人穿的衣服、短衣、长衫、棉衣、被子俗称“囚服”，那是用白布和蓝布做成的，做工十分简单、粗糙，那些长期无人接应的犯人，穿的就是这个，但不是很容易得到的，那需请示干部，然后经过监狱中不定期的大检查，发现你的确没有替代物才会发给你，不像今天的坐牢，需统一穿着，鞋子、衣服都一样。

那些积极改造的犯人，尽最大的可能节俭，一双鞋子破了补完再穿，下田也舍不得穿，赤着脚干活，想用这样的表现得到干部的好评。应该讲，犯人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值得赞许的，然而他们错了。实际上囚服和鞋子等物，劳改队的上级部门是按犯人的数量下达的。

有几年，我曾负责监狱中物品的保管和发放。干部也经常光顾这小小的仓库，了解一些库存的情况，特别询问解放鞋的数量。他们的眼睛专注地盯在解放鞋上，特别异样，尤其那几个家在农村的干部兴趣更大。起先我并不知怎么回事，终于有一天，曹指导员跟我讲：“任毅，拿几双解放鞋从窗口里放进我的宿舍，别跟人讲，也别给其他干部看见。”

我照着他的吩咐做了，事后他见到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好。”其他的干部都光顾过仓库，都跟我要过解放鞋，而且都不是一双两双，都是一样的语气：“别跟人讲，也别给其他干部看见。”

我承认我很自私，但这种自私并不是我生命中固有的，那是在监狱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滋生出来的，你没有那个能力避免。

事后，我也自责过，想讲给其他犯人听，但终于没有这样做，我始终保守这个秘密，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每一个跟我要解放鞋的干部心里清楚：“任毅，小子嘴严，不会讲出去的。”所以，在这样轻松的岗位上我待了很长时间。

我只是为那些克己节俭的积极改造的犯人叹息，他们的节俭实际上是给众多干部的贪婪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因为我没有说。我想如他们知道真相的话，会是一种什么反应，我无从知晓。但我知晓的是，当这种贪婪和腐败成为我们的监狱、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的正常普遍现象时，那前途是极其令人担忧的了。

一九七三年的某一天，我在溧阳的监狱里还经历过一次“外调”。

《审讯说》书中讲：激怒对方，使对方在失去控制的下意识的情况下，暴露他的弱点。

《反审讯说》书中讲：沉默是一种自卫的手段，但用得不好，反而暴露自己的心虚。

这些对于一个当时的犯人来讲是逐步学到和领会的，也会在监狱生活中用得到。尽管当时讲的也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那时的法律根本就是摆设，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法律，而是某个权力的指令。对于诸多“思想犯罪”的人采取的就是恐吓诈骗，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来定罪。可惜我当时太年轻无知了，或多或少地落入了圈套。然而，几年的监狱生活下来，耳濡目染，见怪不怪，思想上也逐步地“成熟”起来。

对所有的“犯罪”的人来说，最烦恼忧心的日子莫过于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候，也就是还没见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看守所不断被提审的日子。可一旦被判刑了，看到了结果，心情也相对平静了，有了一定的期限，似乎有了一点盼头。

我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亲人和熟人，在这溧阳大山深处，我终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冷漠孤寂的生活，我开始忘掉了社会，社会也忘掉了我。

一天，我正在田里劳作，一个“单飞”的犯人匆匆跑来向徐队长报告：“报告队长，指导员通知任毅回去。”

徐队长叫我跟这犯人一块回去。他没有给我戴上铐子，只是低声地跟我说：“态度好点，不要自讨苦吃。”

可能他已经知道要有什么事情的发生，却没有告诉我。“又会有什么事？”我的脑中一片茫然。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接待室，里面早已坐着三个外来人员，他们清一色地面色严峻，满脸杀气，而指导员则站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以后，便走开了。

“坐下。”一人说了一声。

我坐了下来，在离他们三米远的地方，阴暗低矮的犯人接待室里空气一下子凝固下来。

“你是任毅？”

“是的。”

“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

“现行反革命。”

“什么现行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公安局知道，政治局也知道！”我开始嫌烦了没有好气地回答。

“狡辩什么？你这骨头都是黑的反革命！”左边那一个人开始沉不住气了，火了起来。

“对不起，生物学中还没有找到骨头黑的人！”我反驳了他一句，依然低着头看着地下，看也不看他们。

我知道，这不是在我判刑前，如今我已经判刑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高兴我就回答你，把我惹急了，我一问三不知，你能拿我如何？

接待室里一片沉寂。

“你判刑之前是南京五中的学生，‘五中八．八’的造反派？”中间的那个人开始讲话了，看得出来那是他们三个人中的头头，语气开始缓和，也切入主题了。

“是的。”我回答，可心中却翻江倒海，从进看守所的第一天开始，从没有人问这一问题。

“五中八·八，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很多打、砸、抢的活动，你记得哪些？”那中间的继续问道。

“记不得了，反正我又没有打、砸、抢！”

“说得轻巧，想推卸责任？”旁边的那个人又叫了起来，而另一个人则一直低着头，记录着我们的谈话，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

“我从不想推卸责任，刑都判了，我还在乎什么？”我依然漫不经心地回答。

“态度还蛮硬的嘛，不老实交代照样可以加你的刑！”中间那头头开始发话了。

“什么老实不老实，我不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有什么话直说！”我抬起了头，声音开始高了起来。

“啪”的一声，中间那头头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动怒了，我想大概手也拍疼了。

“你给我老实点，把五中打砸抢的事统统交代出来，争取从宽处理！”

“文化大革命”中，我记录了五中每天发生的事，统编为一本叫做《五中‘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记录很翔实，也很全面，我想这也许是他们找我的原因之一。如今这本书已经很少见了，难能可贵的是还保留为数不多的一些在收藏家手中，我见过，仿佛又回到当年。

我坐不住了，站了起来，慢慢地没有好气地跟这三人说：“这儿是农场，是劳改队，我是一个已经判了刑的劳改犯，这里不是公安局的预审室，也不是法院的审判庭，今天是你们来找我的，而不是我去找你们的，不要搞错了。”

说完，我坐了下来，开始沉默，开始不说话。

“你这家伙太反动了，下场你应该知道！”

我实在不想再和他们谈下去了，很乏味，也很无聊，于是我站起身来，掉头走出犯人接待室，径直走向监狱，其中的两人大步追了出来。

“回来，你给我回来！”

我理也不理，脚步反而更加快了，我看见指导员在办公室的门前，一动不动，依然在抽着烟，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报告班长，犯人进去！”我大声地对班长说。

“进去。”

我进了监狱的大门，回头看了一下那两个提审我的人气急败坏地叉着腰，在喊着什么。

“嘿，你们有种进来啊？”我心中一阵好笑，无比开心，着着实实地耍了他们一下。中午吃过饭后，又到了出工的时候，徐队长进了监房，找到我：“上午我还跟你讲态度要好些，怎么不听？搞毛了吧。下午再去，态度好一点，有什么讲什么，没有就不讲，没有什么事。”

“好，我知道了。”

徐队长很明显地给我吃了定心丸，他是我在狱中遇到的为数不多的通情达理很有人性的管教干部，话并不多，处理问题叫犯人口服心服，一双绿豆似的小眼睛镶嵌在那张长长的马脸上，威严而令人恐惧。那双眼常常会洞穿你的心，犯人们很怕他，也很服他，大凡他带着出工，犯人们会很高兴的，因为这当中他会在劳动中给出一定的休息时间，也往往会在收工的小红旗还未挂起时便收工了。

出工后，我又一个人走进那接待室，依然没有戴铐子，我知道徐队长会远远地看着我，那三个外调的人早已坐在那里，我故意看也不看地坐了下来，没等他们叫坐下。

“有什么事，你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吧！”我首先打破惯例，开始反问。

“你知道王××,××吗？”中间的那个头头开始问话了，语气却不那么凶了，我心想看你再跟我凶，我再回去，你又能拿我怎样？

“知道，文化大革命后期当兵去了！”

“好，对的，有人反映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五中八·八’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参加了打、砸、抢，有这样的事吗？你知道多少，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五中八．八’‘文化大革命’的事你知道得最多。”说话的语气挺平和。

“我只知道他们两人出身很好，王××三代贫农，××是高干子女，他们参加的打、砸、抢，我的确不知道，也不敢乱讲。”

实际上，我很了解这两个人，而且平日相处很好，这是两个红五类出身，平日里穿着一身国防绿，稚气未脱地开口闭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可实际上又懂得什么呢？他们和我一样过早地卷入政治，又被政治无情地抛弃，也许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一些坏事，可又怎么能把板子打在他们的身上呢？想到这里，于是我决定不给他们抹黑，并竭尽全力为他们开脱。

于是我细细地回想起过去那些令人难忘逝去岁月，回想起我们狂妄无知的造反的日子，讲了别人打、砸、抢我们，也讲了我们打、砸、抢别人，讲了三中的金文庆倒在五中同学的刀下，也讲了五中庞良贵倒在他人的刀下。

他们静静地听着，仿佛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不时也插上一两句话，记录的那人则飞快地下笔，一张又一张……

整整一个下午就在我的故事中不知不觉地过去，我讲了我知道的一切，他们似乎也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

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有关王××、××，我一句坏话也未讲，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快慰，好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根本没讲过，如今讲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尽管有些心酸和苦涩。

“好，谢谢你，你可以回去了。”语气十分平静，也就这么几个小时的工夫，一切也变得太快了。

我又一次地走进监狱，又一次地回头看了看，站在监房远处的那三个人还在那里注视着我，中间的那个头头还向我挥了挥手，我知道那是“再见”或者是“保重”的意思。

出工的大队犯人陆陆续续回到监中，他们只是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我表情依旧，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要知道监狱中的“外调”和“提审”一般都是余罪未清或者是牵涉到其他什么案子，一般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几天后的工地上，徐队长把我叫去问了那天后来的情况，实际上他都知道“外调”的人和指导员一定会讲的。

“人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论碰到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不能看脸色乱说一气，那是要害人的，那天外调人问你的那两个人，是入党，提干的，幸亏你没乱说。”

这话我感到好像不是跟我说，而是他说给他自己听的。

算一算，三十多年过去了，倘若这两人还在部队里，一定是大官，我祝福他们。

监狱每天出工都是固定的时间，这当中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冬雨季，都是上午七点犯人准时出监。

浓雾里，晨曦，你会听见黑压压的犯人队伍中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咣啷，咣啷”的铁镣声，那是监狱中难得一见的风景，那些“逃跑”和严重违反监狱规章制度的犯人，监狱干部为了惩治他，赏给他狱中最严厉的刑法：戴镣。

镣是用铁锻造而成的，分为大、中、小，所谓的大、中、小实际上是铁镣的重量而区别的，还有一种叫做一步镣，那就像铐子放大增加几个环，走起路来只能迈开一小步，故而得名。监狱中经常听到“戴大镣”，那是指那种重量在二十斤左右的环圈有食指那么粗的镣，一旦戴上后，须用绳子提着环圈才能走路，因此才有环圈的互相撞击发出那“咣啷，咣啷”的声响。

我们讲的戴镣实际上准确的讲法是“砸镣”，在被戴镣时是铁匠用中指粗的铆钉烧红后，在圈住脚脖子的那两个半圆环中的连接处硬生生地砸进去，砸实的。

惩戒期满了以后，开镣还要铁匠用锋利的斜口凿用力凿开的。据说，刚被打开镣的犯人站起来必须扶着墙方能一步步地走路，否则的话，刚一迈步他就会摔倒，那是因为脚下去掉的那一重物，他已经明显不习惯了，头脑中认为它还存在，故头重脚轻地摔倒。

凡是被戴上镣的犯人是很痛苦的，起居生活的一切都成了问题，因此只要被戴上镣，干部就会给你配备一个犯人照顾你，这就是“跟镣人”，监狱中一个特有的行当也是最好的行当，那是因为从此以后他不必参加一切劳动，时间长短则取决于戴镣人，他戴多久就跟多久，很是叫人羡慕。

在监狱的将近九年的时间里，我看过好几个都是因为逃跑而被抓回来戴镣的犯人，但是像南京人李胜平那样把戴镣戴出水平，戴出艺术的还只有他一人。

李胜平，南京龙潭人，祖籍河北涿县，就是今天的涿州市。该人恶习深重，鱼肉乡里，欺压百姓，“水浒”中牛二似的人物，少管所、劳动教养，一步步地升级到劳改。入监以后，依然恶习难改，恃强凌弱，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稍不如意，拳脚相加，狱中的犯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土匪”，天长日久，叫他“李胜平”的人不多了，叫他“土匪”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本人并不以耻，反而津津乐道，平日里，大家都让着他，惹不起，躲得起。也有一两个犯人不知深浅，汇报了干部，晚上批斗一下了事，可第二天这汇报的犯人苦头是有得吃了，但南京籍的犯人他一般不欺负，反而还有时很讲理。

这一天，没有任何迹象，晚上收工时，李胜平不在了，逃跑了。

晚上两小时的学习时，指导员怒气冲冲地进来，骂道：“狗日东西，跑时还偷了我家两只老母鸡，还是下蛋的鸡。”

那几天，监内空气很紧张，干部和部队，民兵都出动了。大规模的搜捕开始了，溧阳地区，茫茫荒山，山高林密，他会在哪里呢？

第三天的傍晚，李胜平扛着铁叉下山，刚到公路时，他看见了指导员和班长，他认为指导员和班长也看见了他，于是他大步地走上公路，扛着铁叉，迎着指导员和班长走去，一幅可怜兮兮的样子。

“报告指导员、班长，我不想跑了，回来了。”

李胜平被押了回来，关进了禁闭室，同时被砸上二十斤重的大镣。

李胜平在被押回监狱的那天，他刚一下囚车，指导员的老婆冲上前来，大声地喊：“狗日的，赔我的老母鸡。”

那是夏天，指导员老婆穿的是我们施化肥用过的尼龙口袋做的短裤，只见前面是“尿素”，后面是“日本”，煞是搞笑。

七天以后，李胜平禁闭期结束，他揉着眼出来了，那是因为外面的阳光太刺眼了，已经习惯了禁闭室的黑暗，他明显有点不适应了。

当李胜平刚一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时，一阵惊叹声和笑声相继响起，大家都惊呆了，原来他把进禁闭室时我送进去的那床黑面白里的被子的面子和里子都给撕成一寸宽的布条，缠在他的两只脚镣上，黑白夹花就像小姑娘辫的辫子，可又像一件绝妙的工艺品，扶着墙走下来时，一点声响也没有，指导员不禁怒气上身：“你他妈真不是东西。”

那一次，李胜平的逃跑惊动面很大，一般的情况下是要加五年刑的，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主动迎着指导员和班长来的，只加了三年刑，这是很轻的了。

后来我问他，指导员那两只鸡的下落，他告诉我，当时就拧断了鸡的脖子，怕它叫，到了山上，简单地处理一下，用泥裹着土点火烧起来，这就是常熟传统美食“叫花鸡”的做法。他还真有一套。

我问他：“叫花鸡好吃吗？”

“他妈的，忘了偷盐，一点也不好吃。”

这以后收工时，常常看见指导员的老婆穿着她那尿素裤站在那里，我们都会拿李胜平打趣：“土匪，指导员的老婆来找你赔老母鸡了！”

他哈哈一笑，我们也笑了，好像根本没有这件事发生一样。

一九八二年，他刑满释放，回到了南京龙潭，我还去看过他一次。

十余年的劳改生活并没有使他改掉恶习，不知何故，一九八四年的那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把他卷了进去，他被处决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大批的犯人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到溧阳这荒凉而贫穷的地方，各自带着心灵的创伤，熬着孤寂冷漠又看不到头的强制生活，孓然一身，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温暖，没有出路，如果你没有坚强的理智和克制能力，是无法生活下去的，甚至还会干出一些铤而走险的事，尽管自己也清楚后果会是什么，但还时常不能掌控自己。

监狱的纪律是威严的，因为除了来自拳头、手铐、脚镣以及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外，还有以此作为后盾的法律。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年又一年、一个又一个的犯人逃跑，每到出工和开大会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个戴镣的犯人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清脆沉重的铁镣声响彻于山间的小径、丘陵和茶园……他们坐下和起立时，那镣声哗啦啦地响成一片。

他们都是越狱逃跑者，都是跑出去被抓了回来，那时间短则两三天，长的也不过一星期，而长期在外没有被抓回来的也有，那则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只能说他“命好”。

越狱逃跑者抓回来后，一般都先关禁闭，砸上镣，加刑三至五年，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开镣，这一段惩戒的日子是很难度过的。

“吴亚平跑了！”当这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当初还不相信。因为他年纪不大，三十出头，结过婚有个孩子，凭着他那精湛的竹编手艺在他的无锡乡下过得还算滋润。因为刑事罪大概是男女关系一类的事人狱的。入狱以后，一直从事单独劳动，也就是长期一个人干活，那一年山芋收获季节，需大量的箩筐盛山芋，于是干部就叫我陪他做帮手，编箩筐。用竹编太麻烦又很费工，我提出用路边护坡的一种类似于藤条的树枝去编，吴亚平觉得蛮好，于是我们开始干了，进展得很顺利，吴亚平打底，我编筐，一天下来竟编了五十多只。收工时，干部来到我们面前，一看那码得高高的箩筐，十分高兴，第二天出工时还大大地表扬了我们。

吴亚平的手艺的确不错，祖传的竹编手艺，传到他的手中更加发扬光大，他可以将竹子抽成一根根细如发的丝，然后编成一个个器物和小动物，浑然天成，栩栩如生。每个干部都会叫他编一些小篮小筐，他也乐此不疲，干什么不是干，反正有的是时间，干这就不干那。

他不是流窜犯，也不是盗窃犯，平日里那可以维生的鸡鸣狗盗的事他也不会干，在干部眼里，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跑的犯人，可是他却跑了。

结果还是那样，六天以后，他被抓了回来，我记得那一天，他被干部和军人从车上扔了下来，重重地摔到地上，他是爬进监狱大门的。他的一条腿断了，是被打的还是被扔下时摔的无从知晓，他也只字不提，默默地忍受着。不久他被带上镣，加刑三年。他戴的是小镣，只有七八斤重，艰难的一瘸一拐地走着……

跑出去六天，加刑三年，三年一千零九十多天，真是划不来。

吴亚平后来跟我讲：他只是因为家中老婆几个月没有来接见，也没有信来，心放不下，想回家看看，于是就跑了。唉，这是劳改队，是专改的机关，犯人是没有探亲假的，他的跑给监狱带来巨大的麻烦，加他三年刑还是很宽大的。

平日里，我有时跟吴亚平开玩笑：“吴亚平，再请一个假回去看看！”

他也时常报以微笑，只是很凄凉很无奈。

一九七四年春天的一个上午，监狱不出工，我们被集合于监狱内的空场上，等着干部的到来。不一会，干部来了，面色严峻地说：“今天不出工，去一中队参观现场。”

参观什么现场他也没说，当我点过全体犯人的名后，他对我说：“去，打开禁闭室，把吴亚平也带上！”

于是吴亚平戴着镣也跟我们上路了。他那时的跟镣人是南京人，叫金长平，后来在南京金陵船厂工作，据讲，跟镣时间长了，跟出了感情，吴亚平很感激他，还要把妹妹许给他。

队伍在前后各四个武装军人的押送下缓缓地走出监狱，寂静地走在公路深处的山间小路上，耳中听到的只是细碎的脚步声和叮当作响的铁镣声。

当队伍刚刚走上大路时，我们不由吃惊地发现，在好几条通往公路的小路旁，同样有着好几队犯人在行进着，队伍中传来阵阵叮当作响的铁镣声。

“今天又要开宣判大会了，又不知哪个倒霉蛋要吃花生米了。”一个犯人悄悄地说。

他的判断按一般规律来讲是对的，集中开大会，在竹箦煤矿整个劳改系统中一年都会有两三次，而每次开大会都会枪毙人，枪毙那些判刑后又继续犯罪的犯人。一九七二年底我们就参加了一个宣判会，那次张东林、李云南就被枪毙了。

“不对，平时开宣判大会，干部总是前一天晚上宣布，上午吃干饭，不吃稀饭，这次怎么没有？”另一个犯人悄悄地反驳说。

这个犯人说得也对，开宣判大会的路上要走一段时间，为避免吃稀饭频繁地小便，所以当天上午要改吃干饭。

崎岖蜿蜒的公路上，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终于汇合到一条大路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到底干什么去呢？为什么到一中队呢？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中队门前，黑漆漆的沉重的监狱大门敞开着，监狱内墙上“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黑体大字分外醒目，无数的解放军战土荷枪实弹地分布在监狱的四周，高高的岗亭上架起了机枪，黑洞的枪口对着大队的犯人，气氛异常恐怖……

我看见先前到达的犯人正一个个排着单列从监狱中面无表情鱼贯地走出来，又排成方队在武装军人的押解下重新上路回去了，他们是先到的邻近的劳改中队。

终于轮到我们三十八中队，我们也按照命令排成单列一个又一个鱼贯地走进监狱，只见高墙电网下躺着一个人，干部在旁边大声地吼道：“一个给我好好看看，这就是逃跑的下场。”

高墙下那个躺着的犯人显然早已死去，胸部和腿上六颗子弹扫射的弹口布满了鲜血，那身上穿的白色囚衣早已浸成红色，身下那流淌的血已经变暗变黑，一根粗壮的竹子斜倒在布满电网的高墙下。

这是昨天夜里一个企图用竹竿翻越高墙电网逃跑的犯人，被当场击毙。

看着高墙下那躺着的早已命归黄泉的犯人，我不由感到一阵阵的纳闷，一般情况下，犯人逃跑，班长都是鸣枪警告，不听警告才开始射击，而且只打身体的下半部，大部分想逃跑的犯人“享受”的都是这样的待遇，更不用说在监狱内部，那逃跑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只要鸣枪警告一下，这时逃跑者就吓得半死，屁滚尿流。这一个逃跑的犯人，又怎么会连中六枪，落得个陈尸狱中供大家参观的下场呢？那一根粗壮的竹竿又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东西根本带不进监狱。

回监狱的路上，队伍寂静无声，急促地赶路，几乎一路小跑，搞得尘土飞扬。我感到无所谓，心想反正我不会逃跑，懒得操这个心，我只是对那个因逃跑而被击毙的犯人感到可悲。死，在那个年代很容易，然而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往往是生者的不幸。

此刻队伍中的犯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最起码那些有逃跑意向的犯人心中是不安的，他会盘算着是否划得来，是否值得拿生命去下这样巨大而惨重的赌注，就此打住吧。

这一次最直观的教育，我记忆很深，那天晚上还梦到白天看到的场面，汗水湿透了衣服。

想象中，那些刑事犯，尤其是流窜犯、偷盗犯等等，企图逃跑的愿望是强烈的，是需要严加防范的，而政治犯的逃跑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毕竟真的发生过，可以算作特例吧。

一九七五年的一天，一个爆炸似的新闻在监狱里炸开了：赵土琦跑了，现行反革命赵土琦跑了！”

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心想这或许是搞错了，其他人有的感到惊奇，有的感到不可思议，更多的是为赵士琦感到担心和惋惜，因为他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劳改犯，一定是遭到了什么意外……

我们被全体提早返回监狱。我是回去最晚的一个，为此徐队长还白了我一眼：“出了这么大事，你才回来？不到吃饭你是不晓得回来。”

我们在监狱里开始学习，开始排线索，开始想赵士琦平日里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而在监狱外面，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以及中队的干部已经上路，溧阳四周的大小路口、山口都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有线广播通知到溧阳的各个生产队，赵士琦的特征也向他们进行了描述，大脑袋，大个子，瘦瘦的，南京口音等等。中队里那些单独劳动的犯人此刻统统被叫进监内，干部要求他们注意周围的河边，看看池塘里有没有赵士琦的尸体……那一天，我们早早地收工了。

政治犯逃跑，这在整个溧阳劳改系统中闻所未闻，赵土琦是第一例。

我们实在找不出赵士琦逃跑的理由，也找不出他平日里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倒反而为他感到担心，一定有什么意外了。

就在大家感到紧张和困惑的时候，傍晚，干部进来告诉大家，赵土琦抓到了，大家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所有的紧张和困惑一下子散得光光。

赵土琦为什么跑？跑到什么地方？又是如何抓到的？直到天黑时，赵土琦被带回监内，大家才知道了详情，其过程令人啼笑皆非，大惑不解。

那天上午出工后是大田插秧，由于他什么活也不会干，也不去学，终日痴痴呆呆，大家也就不分配他活。也不知他什么时候离开了劳作区，犯人、干部，甚至警戒的班长一概不知道，直到吃中饭回监时才发现，而这时离上工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了。

赵土琦走出了监狱的范围，走进了公路，这条公路一直通到竹箦煤矿的厂部，也就是我们在竹箦所有劳改队的总部。他沿着公路走啊，走啊，将近十五公里的路程在他腹中空空的状况下竟然走到了头，路上的行人、车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有着明显标志一一光头的劳改犯。他来到矿部，冒冒失失地走进一办公室，他并不知道那是厂部，自报家门地说：“我是×中队的，我叫赵土琦，我肚子吃不饱，你们送我回家。”

听了他的话，那干部愣住了，上午刚刚广播通知要抓的逃犯，竟送到门上了。干部看着他那疲惫痴呆的样子，要他坐下来，他却一屁股瘫倒在地。干部给他弄来一些吃的，便通知中队前来领人，于是我们的赵土琦就被抓了回来，从头到尾不过十个小时的事。

我以为赵土琦这下惨了，本来就十分悲惨的他这下就更惨了，然而这“更惨”并没有发生，他没有砸上镣，也没有被关进禁闭室，更没有被加刑，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这究竟是为什么？那只是因为他精神不正常，是一个经过验证的确凿的精神病患者。

望着赵土琦痴痴呆呆、两眼木然的样子，望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躯拖着他那硕大无比的脑袋的样子，他刚刚走进劳改队时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我的眼前，是那样的清晰，又是那样凄惨，仿佛就在昨天。

夜已经很深了，也寂静了，高墙里的犯人早已带着一天的疲劳和饥饿睡着了，墙角土炕下的秋虫发出的奏鸣和犯人的鼾声交织在一起，一阵一阵，此起彼伏……

忽然，一阵歌声轻轻地从长长的土炕尽头传来：“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且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崎岖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多么熟悉的苏联歌曲《小路》，这是我们知青最爱唱的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了，那浑厚而深沉的男低音刺激着我的音乐细胞，我轻轻地走下土炕，轻轻地、轻轻地朝歌声走去……

昏暗的灯光下，我掀开帐角轻轻地捅了他一下：“你是谁？这么晚还唱什么？”

“上午刚来的，南京人。”

他双手垫在后脑下，看也不看我地望着屋顶。

透过蚊帐，我看见一个胖得出奇的人，横躺在土炕上，足足占去两个人的位置，他那左胸从腋下到腰间有一条长长的刀疤，最起码有七八寸长，好似一条百足大蜈蚣。

他问我会不会唱，我说：“会。”就是因为会唱才到了他的面前。他闭上眼不唱了，再也没说什么，于是我走开了。我的贸然打搅了他的好梦，我想一定是的。

过了几天，我们一齐出工，一齐回来，我跟他慢慢地熟了起来，于是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他是一个复员军人，早先在东海舰队服役，是某舰艇上的轮机长，是军队和国家花大钱在苏联培养的海军技术人员，因心脏动了大手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长长的似蜈蚣的刀疤，不再适应舰艇的生活，于是复员转业到南京的一家十分有名的汽车制造厂。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时不知何故把革命化的像章扔到地上，再加上一些所谓的“反动言行”，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判刑十年，算一算我们人狱的时间一前一后相距不到一个月，而到石佛寺劳改队也是一前一后相距不到一个月。

在石佛寺时，我们就发现他精神方面有问题，平日里他不跟人接触，终日坐着或蹲在墙角，一蹲就是好长时间，嘴里唧唧咕咕也不知在说什么，时而一阵傻笑，时而又一阵狂笑，可干部都说他是装疯卖傻。

他庞大的身躯，体重有二百斤左右，饭量巨大，一天一斤的口粮不够他吃一顿，因而他终日饥饿难忍，很快的时间他就瘦了下来，而且瘦得变了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账买东西，他买了3斤咸大头菜，一转眼吃得精光，口咸了就要喝水，一瓶水很快喝完了，于是就喝生水，继而就开始拉肚子，好几天下不了床，人于是瘦了一圈，吃不饱，就没劲，没劲就干不了活，日久天长精神越来越不对头，他什么活也不干，什么活也不会干，终日不说话，可我们的干部还是说他：“装的。”

这样的情况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溧阳以后，一九七二年底，干部终于把他送到劳改队的“疯人院”，看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

一进疯人院，扑面而来的是一阵劈头盖脑的棒击，这就是“杀威棒”，目的是杀杀你的威风，紧接着就是几个人抓住你，把你按倒在地，强行给穿上一件特制的帆布衣，连衣连裤的，这就是著名的“老虎衣”。这“老虎衣”上从腰部、胸部、腿部到臀部到有皮带，穿上后所有皮带一齐收紧，保管你哭天喊地，立马倒下，个把小时后，再松开所有的皮带，把你从“老虎衣”里拽出，看看你是真病还是假病，试想一下，如此残酷的刑法，正常人和非正常人遭到这样的摧残反应是一样的，又能看出什么呢？但是“疯人院”的医生却会从这里看出真病还是假病，这其中的奥秘我一直搞不懂。

不久，赵土琦回来了，还是过去的那个样子，只是更加痴呆、更加木然、更加消瘦了。他可以终日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两眼无神地看着天，这时的干部也开始不管他了，说他真有病，“神经病”。那时我们一般都是把“精神病”讲做“神经病”。

不知什么人说过，要是一个人能长期装聋作哑，装疯卖傻的话，他几乎可以获得一切东西，可我们的赵土琦直到现在才被干部认为不是装的，而是真的，他没有得到一切，只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可付出的却太多太多。

这以后的日子里，监狱中仿佛赵士琦不存在，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直到他的“逃跑”，人们才一下子想到，还有这个人。

那时，我们常看到他傻乎乎的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坐在那里，一副可怜可悲的样子，我常常里一阵抽搐，一种无法说出的情感从心底升起，这发生在赵土琦身上的事对一个原本不正常的人来讲，毕竟太不公正也太残酷了。

在每次集中开会的时候，那会场上总有几十、上百个似赵土琦这样精神病的犯人，一个个眼神凝滞，行动迟缓，行进在公路上，手中拎着一个个用稻草编成的凳子。

在司法逐步健全的今天，这样的现象不会再有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赵土琦也一天天地熬着，没有精神，没有思想，没有负担，劳改队有他和没他一样。

一九七九年赵土琦获得了平反。从他一九七0年进监狱后，就一直没有看到过他的家人和单位的人来探望。平反后当家人和单位的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只说了一句：“我想吃一碗红烧肉！”

我真希望他能回到南京，很快又吃成一个胖子，像他刚进监狱时的那样。我也真希望再听一听他那浑厚而深沉的男低音：“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在监狱里，逃跑是经常发生的，抓回来也很正常的，逃跑而抓不回来就是不正常的了，尽管这种不正常几率很小，但还是有的。

一九七三年八一建军节前两天，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终于传来：“王和平跑了！”

这在当时的监狱是真正的大事，天字第一号大事，他不等同于其他犯人的逃跑，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逃犯”。

监狱里瞬间紧张了起来，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监区和工地。

监狱中每天都可能发生一些事，极度空虚和极度紧张的犯人常常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惹出一些纠纷，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唯独逃跑的事不能发生。因为每逢有犯人逃跑，监狱中上上下下都会紧张起来，纪律和制度的绳索会因此加倍收紧，搞得每一个人都精神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实际上，干部也怕犯人逃跑，用他们的话讲，那就是：犯人改造好或改造不好，那是犯人自己的事，与干部无关。如果逃跑的话，那就对不起了，监狱就是仓库，干部就是仓库保管员，而犯人就是所保管的物品；物品少了，对上面不好交代，保管员就要负责。那保管员就要找你们算账。那时的监狱系统，也要每年评什么先进，那么你生产搞得再好，收入再高，如果逃跑了犯人，就连评先进的资格都没有。因此，监狱中对犯人的逃跑历来十分重视，防范措施也极为严密，处罚也近似残忍，也就出现了当场击毙、陈尸高墙下、供人参观、以示警告的场面了。

已经两天没有出工了，犯人们都在监狱内排査王和平逃跑之前的疑点，那个倒霉的跟镣人则被关了禁闭，重点提审。

七月底八月初那正是江南最热的时候，郁闷的心情加上燥热的天气更加搅得人心烦意乱，此事与我无关，我索性闭目养神。寂静和黑暗中，我看见了王和平……

灰溜溜、懒懒散散的犯人队伍，四个人一排的在武装班长的押解下，不快不慢地行进在山区崎岖的小路上，每个犯人都戴有一顶溧阳地区特有的芦帽，光着上身，穿着短裤。王和平也一样，在戴镣人的伴随下，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脱离了武装班长的押解，这样的情况已经有两年了。两年来，王和平从来没有脱离过“严管组”，可以看出干部始终对他有所警戒。他“拖后”的原因则是两条粗壮的小腿，说是血丝虫病造成的，时间一长，人们对他的警惕性渐渐地消失了。

逃跑的那天，看不出任何的迹象，天气还是十分闷热，王和平和大家一样，头上戴着芦帽，只穿一条短裤，两个小腿肿胀得像两根柱子，走起路来很是艰难，只是肩上搭着一条崭新的白色的“414”毛巾。

王和平就是这样以一身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穿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班长、干部和跟镣人的眼皮底下不见了，逃跑了。谁又能相信，他就是因为盗窃罪而被判刑的，他可以上房揭瓦，飞檐走壁，是江浙地区闻名遐迩的江洋大盗。

等到王和平跑了以后，分析一下王和平两年来的精心伪装和所作所为，干部才知道发生事情的严重性，个个阴沉着脸。排查已经进行了两天，两天的紧张排查搞得大家都没了精神，那些平日里和王和平接触较多的犯人，此刻竭力表白，以示与王和平毫无瓜葛，而那些想借此积极表现的人，则想尽办法找出一些原因汇报，借此拍干部的马屁。但监狱的空气依然紧张，干部的脸依然紧绷，人一天没有被抓回来，那严重失职的帽子不定哪一天戴到哪一个人的头上……

可事件的发展偏偏走到了另一个方向。

第三天，我们终于出工了，监外虽然还是很闷热，但到了大自然中，山区和田园中一阵阵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心里一下子舒畅多了。田野里的庄稼已经长得很高了，那严严实实、密密麻麻的茶叶蓬漫山遍野，村落隐藏在那一片片郁郁绿绿之间。犯人们呼吸着几天来未呼吸到的新鲜空气，把几天前发生的逃跑事件早忘得干干净净。

我还是“单飞”，还是一个人干活，那天我也到了工地上，只是在远处。

突然，工地上喧腾了起来，远处的田野中几个人在拼命地追着一个人。追的人发疯地追，被追的人发疯地跑，喊声、叫声、哭声连成一片，回荡在山区的高坡上。

“王和平？”不知哪个犯人说，声音蛮大。

“不像，他怎么头上有头发？”

“走的时间就好久没剃头了，又跑了这么多天，头发还不长出来？”犯人们七嘴八舌地说。

不过这时的犯人，说归说，看归看，都还是站在原地，不能有丝毫的走动。有的犯人则干脆坐了下来，趁着喧闹的机会好好休息一下，这真是好机会。

跑的、追的，从一条田埂到另一条田埂，郁郁葱葱的庄稼地里，只看见一个个人头在忽东忽西，忽高忽低地晃动着。

“那个人是王和平！”一个犯人肯定地说。

站在高坡上那一个持枪的班长再也忍不住了，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终于紧绷上了，他一下子推上扳机，叫上几个“单飞”的犯人，一声大喊：“跟我去追！”像风一样飞了出去。

他们沿着田间小路，迅速地超过前面的一些人，班长持着枪跑在最前面。“别跑了，解放军来了！”有人叫了起来。

“解放军，你不要追，他一会儿就好。”

我听见一个老太太在喊，可我们的班长没听见，还在一个劲地追。

那几个追的犯人也跑不动了，上午那稀饭早给跑没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肚子饿极了。

那前面跑的人大概也跑不动了，他停了下来，转过身，高高举起戴着铐子的双手，嘴里叽哩哇啦不知在喊叫着什么……

“班长，他不是王和平，他有头发。”一个犯人高声地喊起来。

随着话音，“达达达”“达达达”，枪响了，清脆的枪声盖住了喊声、叫声回荡在山谷中，回荡在旷野中。

那人倒下去了，所有的犯人都踮着脚朝那方向看去，没有挪动脚步。

短暂窒息的沉寂，忽然一阵阵的喊声、叫声、哭声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惊天动地。那倒下去的不是劳改犯王和平，而是当地一个正在发作的精神病人，用当地的话说是“武疯子”，而他手上戴的铐子则是家人为防止他发病打人而戴上的山区猎杀小动物的土铐子。

我走了上去，看到那疯子静静地躺在生他养他的家乡的田间小路上，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却像活着那样傻乎乎地在笑……

此刻，持枪的班长愣愣地站在那里。

白皙而稚气未脱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苍白、苍白的…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距离地看过班长，我好为他难过，这世界就这样翻过来了，几分钟甚至一秒钟的时间。

这以后那死去的疯子的家人和村中的老百姓与看守监狱的部队发生了冲突，要部队交出“杀人凶手”，甚至发展到数以百计的老百姓围住了监狱，说是班长躲到监狱里了，要冲进去，监狱的岗亭上架上了机关枪……

实际上，开枪的班长当天就被送走了。

这事后来还是解决了，只是可惜了那个班长，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回到老家。而那疯子的家庭则得到了很满意的金钱和物质的补偿。

那邻靠我们茶田的高地上，一座新坟起来了，那是“疯子”的墓，墓顶白色的纸幡随风在飘在飘……

而王和平始终没有抓回来，起码在我一九七八年底平反时，没有回来。

有一次，在工地上我偶尔问过徐队长，王和平抓到没有，他说抓到了，在其他中队关着，只是没有底气，只是一阵苦笑，如果真正抓到的话，怎么也不开大会？

那个打死人的班长走了，虽然我们没讲过一句话，听到的只是“出去”、“进去”的命令式的口话，偶尔也看到他的手势一挥，不要我喊“报告班长，犯人出去”或“报告班长，犯人进去”的话，我不知怎么的还是很怀念他，眼睛一闭，就会出现他那白皙稚气未脱的还是孩子的脸。实际上在监狱时好几个班长对我都很好，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很有人情味，很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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