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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十娘|北岛:去上海

渡十娘 2022-06-2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此刻在天涯 Author 北岛Be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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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北岛

编辑|渡十娘 





北岛


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78年和朋友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北岛是今天诗派的重要代表,他知名的诗歌如《回答》、《一切》、《宣告》、《结局或开始》等,曾经震撼了无数国人。自1987年起,在欧美及香港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古根汉奖、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荣誉金花环奖等,获选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2009年创办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8年创建香港诗歌节基金会。



Old Shanghai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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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我懵里懵懂,觉得成人世界很危险,就像光天化日下捉迷藏,竟玩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有一天,在音乐学院教书的表姐来我家做客,我脱口问,你是右派吗?表姐笑而不答,父亲大怒,认为我这孩子口无遮拦,将来非闯祸不可。没过两天,1957年7月19日中午,与我家合住同一单元的那家男主人俞彪文跳楼自杀了。虽说我自幼对死亡有长期而深入的思考,还是被“自杀”这个词所特有的含义吓呆了。


就在这时候,妈妈请假带我去上海看外公。这是我头一次出门远行,那股兴奋劲儿可想而知,掰着指头数日子。再说了,新守寡的郑阿姨半夜的哭声常把我吵醒,死亡的阴影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下总算逃脱了。


外公去年出了事:他在街上被踢球的孩子一记猛射击中,仰面倒下摔坏了后脑,造成偏瘫失去语言能力。他本来身体硬朗,喜爱运动,冬天坚持用冷水洗澡。1953年来北京小住,到处游山玩水,从相册上能看到他特有的乐观者的笑容。


在前门火车站,我头一次近距离观看火车头。巨型车轮和连接杆、高高的驾驶室、锃光瓦亮的黄铜管和阴郁的锅炉,真把我镇住了。汽笛长鸣三声,车厢剧烈晃动了一下。和母亲并排坐硬座上,我靠窗口:树木、田野、村庄,一闪而过。穿过大大小小的铁桥时,发出异样的轰鸣。在济南火车站月台上,妈妈买来只烧鸡。乘务员用大茶壶沏茶倒水。我们自备的搪瓷缸搁在小桌上,茶缸盖随车身震动轻轻打镲……


半夜被吵醒。妈妈告诉我,浦口到了,火车被拖上渡轮过江。有人吹哨指挥,缓冲器吱嘎作响,列车被分成几截,拖到渡轮甲板的铁轨上。江面黑灯瞎火,浪头拍击船舷发出阵阵闷响。工人用小锤检查车轮,叮叮当当。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对岸。第二天上午,火车驶进上海站,亲戚们在站台迎候,然后分乘三轮车,来到虹口区多伦路的一扇石库门前。


Old Shanghai Painting


2


外公孙海霞(字曙光)生于1880年,浙江绍兴人。他从小上私塾,后考取上海电信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汉口电报局, 负责欧美电信业务。他与黄兴结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前,他把外婆和孩子们送到湖南岳阳的亲戚家。在起义中,他参加敢死队,迅速抢占发报台,用电讯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及时调动了部队。翌日举行庆功会,他荣获一等功,并得到一千元现大洋的奖金。黄兴要他留在革命政府担任电讯总管,他婉言谢绝,前往湖北钟祥任电信局局长,并用那笔奖金创办了中强中学,兼任校长。


每天早上学校升旗仪式后,外公亲自给学生讲时事,宣传民主与科学的道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外公在钟祥召开声援大会,并率众示威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会道门势力,捣毁了县党部、农会等机构,也包括电报局和中强中学。他们冲到外公家,把我三舅吊起来毒打。在老百姓的掩护下,孙家的人乔装打扮,混出城门。外公躲在电报局后山树林里,趁夜色翻过城墙,一路坎坷,到达武汉。


交通部电信总局调他到上海,接管几家外国电报公司。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要他主管日伪的华中电报局。外公托词有病,躲到苏州乡下。日本人多次请他赴宴。他自知躲不过去,于是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了重庆,交通部委任他为电信局总视察。天各一方,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他调任为成都市电信局局长。1948年电信局工人发动大罢工,在外公支持下通电全国。他随即被勒令退职。成都电信局八百职工含泪为他送行。他回到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电信局副局长,直到退休。


在外公的动荡生涯中,出现了与我有关的插曲。1946年年初,母亲陪外婆从上海飞往重庆看望外公。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由于不会用机场电话,外婆让母亲请旁边的小伙子帮忙,电话很快就拨通了。小伙子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机票紧张,他和同事在机场轮流排队等票。外婆见他彬彬有礼,一表人才,托他去看望我在北京的小姨,有招女婿之意。那小伙子就是我父亲。


父亲到北京不久去看小姨,不在,留字条另约。可突然间小姨因失恋卧轨自杀。由于一场悲剧,在父母之间,北京与上海之间,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1948年5月,父亲在上海与母亲成婚,一起搬到北京。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偶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外公流落他乡,没有母亲陪外婆的重庆之行 , 没有父亲调动工作,没有战后机场的混乱,没有电话的落后,没有小姨的悲剧,没有北京与上海的两地书,能有我吗?




Old Shanghai by Liu Jiutong


3


外公口歪眼斜,不时流着口水呆望我。我们面对面坐着,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用鞋蹭桌子腿,你一下我一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那瞬间,他混浊的眼睛闪出顽童般的光亮。


外婆生下十四个孩子,存活了十三个——我有八个舅舅四个姨妈。外婆在我出生头一年因肺癌去世。外公鳏居数年后找了个老伴,她个儿不高,精力充沛,眼神诡异多变。由于后外婆的出现,外公与子女们疏远了,直到瘫痪,大家才重新回到他身边。


跟母亲住外公家,我得以近距离目睹平静生活下的凶险。后外婆必有坚强的神经,才能抵抗家族的敌意,否则早就扫地出门。无论家庭秘密会议或私下议论,大人从不避我。上海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自我记事起,父母之间说上海话,作为秘密语言。但我听懂了,他们只好改说普通话。我当时正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不关心家族纷争。从只言片语中,我得知头号罪状是虐待外公,这无异于“狼外婆”。与“狼外婆”生活在一起,我得装得多无辜才行。


外公的住房是单位分配的,他退休时是上海电信局副局长。那石库门随时代变迁不断切割组合,地形复杂。进大门过天井,沿客堂间左侧上楼,楼梯下是小厨房,楼梯半腰有一亭子间,上二楼是十来平方米的堂屋。外公和“狼外婆”住堂屋,我和母亲挤在亭子间。


母亲跟亲戚一起出门了。闲得无聊,我向窗外张望,天际线被竹竿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物遮挡。近处,总有一帮男孩儿聚在天井,唧唧喳喳说个没完,毫无行动可言,我都替他们着急。啃完一个苹果,我顺手把果核朝他们扔过去,低头猫腰,悄悄离开窗口。


第二天傍晚我和母亲回来,她先上楼,我被那帮男孩儿团团围住,他们高矮不一,影子般沉默。一个瘦高的家伙显然是头头,他问我为什么扔果核,又问我从哪儿来,我拒不回答。我们近距离对视着,似乎在玩谁先眨眼谁认输的游戏。直到母亲从楼上喊我,他用手拍拍我肩膀,小兄弟们让开一条路。以后进出,他们总是默默盯着我,并无敌意,然后继续聊天,那架势非聊到地老天荒不可。


淮海中路698号是栋两层小洋楼,七舅和八舅的家。两位舅妈是姐妹,舅妈的亲戚也住在这里,可谓亲上加亲。孩子一个个出生长大,房子越来越小。在我面前冒出一大堆从未谋面的表兄妹,呼啸成群,满口上海话,我在他们当中更加孤单。


八舅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在中学教英文。七舅是飞行员,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参加过“两航起义”——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两大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驾十二架飞机飞回大陆。“文革”期间七舅被定成“特嫌”,长期关押毒打。多年后平反他来到北京,看见他那被打断变形的右手小指头,我深受震动,不禁失声大哭。


Old Shanghai Painting


4


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母亲跟二姨最亲。她在上海广慈医院工作,任护理部主任。解放前她加入共产党。解放前夕,她是江南造船厂厂长的私人特护,在她劝说下,厂长拖延执行拆除设备的命令,把造船厂完好地交给新政权。1950年,她调到北京为高干做特护,包括江青,这为她的命运埋下祸根。


二姨有病而终身未嫁。她生活简朴,总是穿双排扣蓝布列宁装和白底布鞋。她工资高,却省吃俭用,帮助亲戚的孩子们。逢年过节,她总是给我们寄礼物,包括衣服书包铅笔盒等。在上海期间,母亲与二姨来往最多,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乘三轮车出门,我坐在她们中间,领教了上海话的语速和密度。


1968年冬,半夜收到上海的加急电报:二姨自杀身亡。母亲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据广慈医院的造反派讲,她是隔离审查时畏罪自杀的,可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后来据说与江青有关,怕她知道太多的秘密。


记得我跟母亲在西单排队等车,她突然哭出声来。我忍住眼泪,低声嘶嘶警告,不许她再为二姨哭——她是阶级敌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作为长子,必须为母亲为家庭的安全负责。那几天北风肆虐,半夜摇撼我家房门。听见母亲嘤嘤哭泣,让我想起当年的郑阿姨。


1957年夏天,乘三轮车穿过上海大街小巷,坐在母亲和二姨中间,我从她们的胸前背后胳膊肘下窥看世界,有一种母性羽翼下的安全感。二姨对我最好,总是给我买最高级的双色冰砖。

5
我对上海的印象是混乱的,其繁华程度令人吃惊,和北京相比,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但那繁华后面似乎藏着什么。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远离北京使我重新辨认北京,知道它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后来我满世界近乎疯狂地奔走,可追溯到这头一次远行。多年后读到俄国诗人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看看太阳和蓝色的地平线。”我被这诗句一下击中了,廓清了自上海之行后在内心潜藏的旅行冲动。
在上海只住了十来天,我开始想念北京,想念伙伴,想念家和胡同,还有那特有的气味,甚至想念让我厌烦的学校。我第一次体验到乡愁的滋味。
1957年8月1日是建军节三十周年。当晚,母亲和亲戚们带我来到外滩。黄浦江上,多艘悬挂彩灯的军舰排成队列,汽笛齐鸣,水兵们站在船舷,行礼致意。礼花骤然在空中绽开,照亮江面。坐在七舅肩上,高过周围的人群,我激动地尖叫。第二天是我八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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