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右派黄中奇被判死刑。

我最早接触到黄中奇的材料，来自北大数学系54级右派学生陈奉孝的回忆。

陈奉孝，1957年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百花学社”组织者，打成极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经历了二十年牢狱之灾。

1979年7月至1980年7月，陈奉孝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在此期间，陆续来了很多要求平反改正的右派校友，他们将听到的一些难友信息相互分享，黄中奇的情况也是这些右派学长们关注和交流的热点。陈奉孝将他听到的情况写成了文字材料：

哲学系的黄宗奇，他是58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后来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结果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被枪毙了。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河北乐亭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块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陈奉孝学长提供的材料很宝贵，但是，他和他的难友都不认识黄中奇，也没有直接的了解渠道，不免会有道听途说的成分，甚至将黄中奇写成“黄宗奇”。客观地说，这只能是一份间接材料，我想进一步核实。

我首先查询黄中奇所在的哲学系54级心理专业所有同学的下落，结果落空：这个仅有10个人的小班，多数人已去世，剩下的几个人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又向哲学系心理专业55级、56级的老学长们求助，这次很幸运，心理专业55级高云鹏、王天厚，段惠芬，心理专业56级严梅福、张鹤鸣，都是当年熟悉黄中奇的知情人，给我提供了关于黄中奇的很多信息。哲学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校友Z老师，还给我发来一篇他回忆黄中奇的文章。

近日，我又从网上购得1979年北大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二落办”，是当年负责右派改正工作的机构）的一份工作汇报《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及右派摘帽改正情况》，这份材料中谈到黄中奇的情况比较详细。这些直接材料，纠正了陈奉孝学长回忆中的不少讹误，从中也可以勾勒黄中奇划为右派后的人生轨迹。

黄中奇其人

我所采访的高、王、严、张几位学长都告诉我，当年心理专业还是一个小专业，虽然归在哲学系，但因为课程不一样，他们与哲学系的同学基本没有什么交集，很少来往；而纵向的联系，即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关系却很密切，当年不仅会上同样的课，而且宿舍都是紧挨着的，因此他们对黄中奇都很熟悉。

Z老师：我认识黄中奇，是在1954年，他从福建一个学校的团委部门考上北大哲学系。身材瘦长，说一口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他生于1932年，入学前已结婚，我们都是调干生。入学时我与他住在同一房间里。我们都为考入北大而高兴。他学习劲头很足，并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上我都见他在运动场跑步，跑步的动作显得很专业。他对哲学很有兴趣，马列主义哲学的一些经典原著他都读过，很想去研究一番。但在分专业时，他被分到心理专业，他感到有些遗憾，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我后来分到哲学专业，跟他就没有什么来往了。

王天厚：黄中奇是调干生，入学前在福建卫生学校担任过团委书记。我们55级和54级因为人都不多，基本上算一个单位，我跟黄中奇住同一个房间。黄中奇很聪明，学习成绩不错。他兴趣广泛，下象棋能盲下，会拉二胡。他考上北大以后，一直申请入党，但系党总支认为他入党动机不纯，一直没有吸收他。他对此有情绪，有时发牢骚。后来干脆就不考虑这事了，想搞业务。1956年，向科学进军，他很积极投入学习，还当了系科学学会会长。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得了一个儿子（后来证实是女儿），取名黄未名。

严梅福：黄中奇大概比我大四五岁，记得我56年作为新生入学时，有一天我和同班的王友生作为初来北京的新同学要去北海玩，他就带我们去了。到了北海，中午天气变冷，开始下小雨，他像兄长一样地关照我们，请我们吃饭。我们只是穿着衬衣，感到冷，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我们穿，直到把我们带回学校。他对我们的关心，显示了他心地的善良。

为何被划为右派？

对于黄中奇划右原因，也有不同说法。

王天厚：黄中奇反右时没有什么言论，他就是把北大鸣放的资料寄给他们福建的老同学了，后来福建反右查到了这个材料寄回北大了。他们班的支部书记吴重光反右时很积极，班里一共十个人，打了四个右派，黄中奇是其中之一。

Z老师：黄中奇的死，很突然，令人难以置信。为了给黄中奇事件留下一点如实的记载，我利用多种方式访问了当时心理专业的几位老师和同学。他们说，黄中奇很聪明机敏，是一个情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鸣放期间，他本来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也没有贴过大字报，只是对某些大字报的内容表示过同意，这样在反右补课时，就把他补进去了。

北大二落办汇报材料：黄中奇反右鸣放时有一般同情右派的言论，根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6.8社论后，把他作为右派批斗，他不服，精神很紧张。

关于黄中奇的自杀

两位与黄中奇同宿舍和相邻宿舍的学长，有比较详细的回忆：

王天厚：黄中奇划成右派以后，压力很大。反右时彭真在北大有一个讲话，说打成右派的都要开除，后来政策又有改变，但黄不知道，他很紧张，觉得自己要被开除，就完了。1958年1月29日晚上，我和黄中奇，以及55级同班同学张伯源、杨恩寰都在宿舍里，吴重光去开会好晚没有回来。快熄灯时，黄中奇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想跳楼，被靠窗住的杨恩寰和张伯源抱住。为了摆脱他们，黄中奇用藏在手中的水果刀挥了一下，碰到张伯源脸上，划了一个小口子。当时的动静比较大，周围宿舍的同学也都过来了，有人报告了保卫科，就把他绑起来了。

高云鹏：我们当时住在29楼四层南边最西头的两间房子，黄住最西头那间，同屋有张伯源、吴重光等人，我住第二间。那天好像黄是受监视的，其他人是要注意他的，可能是怕他出事。晚上大概10点左右吧，我听到隔壁屋里有喊声，就赶到隔壁屋里，当时吴重光不在屋里。据说是黄从他睡的双层床上层跳了下来，去往窗户方向，并拉开窗户，大概是要跳楼。张伯源住在靠窗户的床上，他赶快起来从背后把黄抱住，黄右手拿了把小水果刀，抬手转身向张伯源挥臂，张上身后仰，抱着黄的双手并没有松开，刀尖划到了张的眉间，划出了一道血道，没伤到眼睛，血道也不深。我感觉黄拿着水果刀只是想吓唬别人别阻拦他，张伯源如果为躲避他的刀子松了手，他不是就能跳楼了吗？随后屋里进来的人很多，把黄制服了，不久校卫队的人也来了，把黄押走了。

严梅福：黄中奇在被捆绑送校卫队时，可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将自己的欧米伽手表往地上砸，用脚踩坏。（当时，有手表的大学生很少，是稀罕之物）

张鹤鸣：黄中奇被捆绑后，他急了，骂了一些狠话，说你们混蛋啊！还把自己的手表掼到地下。

高云鹏：当天晚上12点钟左右，在大饭厅开了大会（此处高学长记忆有误，据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1月31日出版的第192期刊文《全校学生斗争持刀杀人的凶手  黄中奇被逮捕法办》记载，斗争大会在30日上午8点举行），大会的名义是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会上黄被押上了台，接受批斗，他没有太大反抗。有人在大会上发言，宣布黄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据校刊上文记载，发言者为吴重光）。还有校领导讲话，对张伯源表示慰问，并声讨黄中奇的反革命罪行（据上文记载，讲话者为当时的总务长、校办主任蒋荫恩）。之后，公安机关就把黄中奇押走了。

严梅福：当时黄中奇被定性为反革命杀人犯，因为此前不久天津大学发生了一起右派杀人案，黄中奇的事很容易就被关联上了，好像北大也发生了类似案件，才说明反右很激烈。若论法律，连轻伤都够不上，怎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法律服务于政治，何谈法律啊！

黄中奇之死

关于黄中奇之死，我采访的几位学长都讲述了他们了解的情况：

高云鹏：据说黄在监狱关押期间始终不认罪，还用镣铐砸法官，结果很快就判死刑了。

王天厚：据说黄在监狱里用镣铐砸法官，还骂了一些狠话，结果关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枪毙了。

段惠芬：据说黄在监狱里情绪激动，有撕人民币什么的。

北大二落办汇报材料：学校保卫部门逮捕时，他反抗，把手扣起来，他就骂：你们是什么党？这是法西斯。又把一个书包卡在他脖子里，他又骂，在监狱里他继续骂，戴手铐，他就反抗，把看守人员打伤。后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定为右派分子，不服罪，犯杀人罪，定判死刑。他不服，他上诉说：我对划为右派不服想自杀，同学拉我我要威胁他，不要拉我，我不想杀他，这是严重错误，逮捕时我不服，骂了党，这是严重错误。法院不予上诉，当时正是反右高潮时期，在全市高等学校开了宣判大会，他在枪决前还写了一个遗嘱，写给他父亲：你养我这么大，对不起你，人总是要死的，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我要死了，你们要好好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北京大学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右派改正工作，这是关于黄中奇的记录）

Z老师：听说他在监狱里不服管制，被判处死刑，他曾向最高法院上诉，又被驳回，维持原判。随后北京召开了全市公审大会，北大一些学生（包括已划为右派的学生）被通知参会。据一个目睹者的回忆材料：1958年年初，一个天气寒冷、一片阴霾的日子。公审会上一声令下“带反革命分子黄中奇”，一个秃顶，颈项涂满白粉，被反绑着手的瘦弱青年被推向会场的台上，他踉跄几步，正欲发言，便被身后的刑警一脚踹于台下，扑伏于地。二刑警捉其双臂，扔上囚车，押赴刑场。临刑前他对赶来北京的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拧着，早一点再找一个。好好地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高云鹏：当时我们专业的党支部负责人商孝同（她是57年入学的党员老大姐，前两年去世了）去参加了黄中奇的公审大会。商回来说，黄戴着脚镣手铐，脸色蜡黄，非常瘦，已经无力反抗了，没看到他挣扎，也没听见他喊叫，宣判他死刑后就拉走了。

严梅福：我们班王玉兰（她后来在南开，已经去世了）参加了黄中奇的公审会，宣判后，法官要他最后留言，他声称这是冤案，法官不准他讲了，命令押下去，他一路喊着冤枉！王玉兰回来说到这个就哭了，我是强忍着眼泪听王玉兰转告的。

张鹤鸣：我们班唯一的党员陈麦生是福建福州人，非常厚道，他去参加黄中奇的公审大会了，回来后情绪很不好，唉声叹气地说：（黄）不就是骂了人吗？这也是罪？陈麦生后来因为对大跃进有看法，被撤职开除遣返回家了。一辈子坎坷，没结婚，前些年走了。

黄中奇身后事

关于黄中奇的平反，北大二落办汇报材料中说：55号文件下达，他父亲是个老中医（在福建），70多岁为儿子申诉。黄家里有妻子、女儿，文革中他妻子被批斗，迫不得已改嫁。现复查他不是右派，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党委讨论决定给他平反改正。这个汇报材料的落款日期是1979年9月22日，据此可知，黄中奇案已得到平反改正。

Z老师回忆说：听说他的女儿已长大成人，学习成绩甚好，曾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严梅福也回忆了一件事：“我因牵扯到校外的一起冤案，60年代初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北大心理系为我自己平反的事情办理手续，我听办公室的吴志杰老师说，黄中奇的孩子当时已在北京某所大学毕业，曾来过系里请系里帮他出个证明，让她分配回福州照顾她母亲。”循此线索，我托心理系的校友帮忙询问吴志杰老师，但九十多岁的吴老师已经对此事没有印象了。

按照上述回忆，推算黄中奇的女儿应该生于55年至57年间，如果她考上大学应该是新三届的学生。我又请朋友帮我询问北航校友会，北航新三届是否有黄未名或与黄未名情况相符的校友，回复是查无此人。从二落办的材料中了解到黄的妻子已经改嫁，那么黄的女儿也很可能改名换姓，要寻找曾经的“黄未名”自然如同大海捞针。

在看到二落办汇报材料之前，由于对黄中奇临刑前的情况和平反的情况未能廓清，我曾想到去查阅黄中奇的案卷。法律界的朋友告诉我，可以向当年判决黄中奇的法院提出查询。我费了一番周折，打通了北京市高院档案室的电话，档案室的接待者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他查档后告诉我，黄中奇的案卷确实有存档，但是只有黄中奇的直系亲属才能查阅。

九九归一，了解黄中奇更多情况的唯一希望又回到了“黄未名”身上，可是“黄未名”，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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