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耕耘

矢志不渝的返城路

　　记者|杨培慧

　　 我对彭耕耘的印象是：孤独、偏执的精神气质，坚毅的内在因素。他的一生，从不屈服，无论是在大返城绝境中拼死抗争，还是返城后下岗改制后为生存，挣扎在温饱线上；无论是同疾病作抗争；还是从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又没权贵背景的草根，在挤满“学院派”瑜伽圈子里能杀出重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瑜伽康养大师；他的内在气质，为他的有形的传导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批请愿团一路受挫

　　彭耕耘是一个怀惴回家梦的旗手。1978年他被选为首批请愿团代表，已做好奋不顾身，拼死一搏的打算。这位1971年从重庆，来到西双版纳农场的知青，一干就是八年。八年的青春在热带雨林中流逝，理想被南疆红土淹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无味的生活，想回家成为了知青们心中唯一希望。上海知青丁惠民写给邓小平的三封信、及担任大返城总指挥。他发出“我们要回家”联名请愿书、组织版纳五万知青捐款大罢工。火种在版纳各农场点燃。彭耕耘凭他能说会讲、有煽动力的口才动员捐款。他说：我们要回家，不能是一句空话。我们知青代表们一定要北上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我们版纳知青的生活现状和诉求，返城是知青的共同利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了支持这次返城运动，他将自己唯一值钱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现场卖了90元钱全部捐款。原定12月15号是请愿团出发的日子，就在12月14日，版纳州委开会不同意知青北上。一些知青执怀疑态度。问：当地政府不准知青到北京请愿，封路封桥怎么办？彭耕耘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想：做什么事都要有决心，返城请愿不能动揺。所以彭耕耘毅然的站在一张木板桌子上，大声的对代表们说：代表们大家好！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北上，我们拼搏一下，也许还有成功的可能。第二条是放弃不北上，那就意味着死亡。没车坐，我们就走路步行，就是澜沧江桥头上架起机枪，我们也要抬着红旗冲过去。大返城民心所向，只有向党中央、国务院反应我们的实际情况、要回家的诉求、向党中央，国务院要一个同意知青返城的批示，盖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大红印章回来，返城才算成功。由于彭耕耘慷慨激昂的演说，有一批请愿团的极进派和绝大多数的代表们觉得心里一亮，大家顿时激动了。许多人把他抱起抛向空间，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罢工捐款如火如荼。经过认真准备，指挥部配置了首批请愿团北上红旗、横幅标语、刻板印刷传单、相机。由黄玉海刘庭明负责首批请愿团进京。首批请愿团挑选了43名知青代表进行了详细分工。12月16日，请愿团在景洪进行宣誓出征。誓词是：我们请愿团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我们要回家”。我们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为了版纳全体知青的利益，不管前方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勇往直前，决不辜负版纳5万知青的希望，不到北京，决不罢休”。景洪县城人山人海，请愿团排成整齐的队列站立中央；欢送知青重重叠叠围观，总指挥丁惠民拨了版纳五万知青捐款费中的4600元和900斤粮票。左咛右瞩为其送行。锣鼓喧天，口号不断，首批请愿团带着知青的使命、重托，抬着红旗带着请愿团代表证，抬举“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的横幅布标橫跨街道。请愿团队员唱着《北上请愿歌》，踏上了版纳到昆明到北京的征程。

　　西双版纳到昆明有四百多公里。当时当地政府和农场责令，不准客车带知青代表北上，不准任何货车搭乘知青北上。知青出发，当局还派出一辆吉普车便衣跟踪。全体队员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第二天晚上堵车，终于到达距昆明三百多公里通关镇。队员叶永强在吃饭中，突然发现装有4000多元钱，900斤粮票的黑色人造革提包被调包。请愿团立即向通关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把一个小小的通关镇里里外外搜遍，都无线索和迹象。兵马先行，粮草先动。本来就疲惫不堪的队伍，没有钱就更加寸步难行，加之过往车辆拒载北上知青，首批请愿团滞留通关欲哭无泪。

　　没钱不能坐火车，没钱不能顺利北上，回去重新捐款来不及，不去北京，又怎么向版纳五万知青交待？心急如焚的请愿团代表们和负责人，经过开会讨论。当即宣布：继续北上，目标向昆明火车站挺进！在路上他们堵了军车，于1978年12月20日到达昆明。在昆明与云南省委、农垦总局进行了谈判。请愿团要求省委、农垦局提供方便，开出同意北上证明。当局表示反对知青北上，所有问题，就地解决，并承诺改善解决农场知青待遇云云……。

       没有证明，无钱也要北上。1978年12月22日请愿团指派刘庭明等两个代表到车站售票处讲述钱被盗经过，拿出代表们的28块手表作抵押，跟车站商议与此换取车票，被车站拒绝。车站站长说：上级有指示，有车票都不能让你们上，无钱买车票更不行。用手表抵押也不行。

       当天晚上晚上9点，请愿团抬旗列队。来到昆明火车南站，上了62次昆明到北京的列车。车站接到通知不发车，62次列车耽误20个小时停发，其他车次也受影响，国务院指示：关于62次列车停开一事，请云南省委尽量做工作，说服不了，可派数名代表来京。总局把首批请愿团接回招待所，请代表吃饭。20多小时没吃东西，39名代表吃了120碗米线。（每人平均吃三碗）跟云南省委的谈判无果后，12月23日晚10点，首批请愿团打着红旗，决定全体强行北上。

　　他们列队再次来到火车站查票口，铁路工作人员把大铁门关了。请愿团代表们呼口号抗议，被铁路乘警工作人员拦住拉住。刘普选翻门进去，代表们纷纷推开铁门向里冲。刚冲进去，火车站里就冲出二三十名列车员和乘警，开始用手推代表，不许进站。几分钟后又涌出许多“工作人员”。几个人推拉打代表。一名代表被打伤，流鼻血，脸肿昏迷过去。车站方的人越来越多，数十名代表有的脸被打肿，手和臂被抓伤，嘴被打出血，牙齿被打掉。请愿团向另一站口走去，铁门又被关上。彭耕耘拼命去翻铁门，被人用力拉了下来，他的外裤被拉成一个喇叭。没有钱，当局不准北上，车站不准抵压换票，还将数十人打伤，代表们义愤填胸，个个流下了悲伤的泪。绝望中，请愿团的全体勇士决定孤注一掷，用血肉之躯，与命运抗争……。   

悲壮的绝食卧轨

　　12月23日晚，39名请愿团代表，（因通关钱被盗开除了4名）把被打伤的一名请愿团代表抬放在铁轨上。全部知青丢弃了身上带着的干粮面包、饼干和水，全部倒睡在冰冷的铁轨上。彭耕耘手举红旗站在铁轨中，宣布卧轨绝食。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狂风呼呼吹，远处飞奔的火车呼啸而来。彭耕耘想到的是：如果不能北上，如果不能向中央递交版纳五万知青表述返城的请愿书。只有一死，才能不辜负版纳五万知青的重托。20分钟过去，一列火车头轰隆隆开过来。彭耕耘手举红旗，眼一闭，像一个铁人巍然不动。火车司机见状：远处一人抬红旗不管鸣笛仍在铁轨中站立，一排人无动于衷在卧轨，火车司机大叫一声紧急刹车。好险呵！火车头刹住车，距离旗手和卧轨的三十九名知青躺在铁轨处，仅有一公尺。火车终于刹住了，彭耕耘脸色苍白，一滴滴汗珠顺脸庞流淌。他亲眼目睹火车逼近，代表们用血肉之躯，亲身经身历了生和死的场面，勇敢和胆怯被崇高的理想战胜。不吃一颗饭，不喝一口水，以死来表达返城北上的决心，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话。他想起在绝食的10多个小时后，肚子咕咕作响，开始上吐下泻，20小时开始阵阵隐疼，胃中因空腹开始痉挛，30多小时卧轨绝食者有10多人开始昏迷……。彭耕耘说：开始抬旗站立，后来又气、又累、肚子又疼，我就一直抱着红旗蹲坐在铁轨。头昏昏沉沉，感觉意识模糊。突然清醒过来，忙找红旗，幸运的是红旗还在胸中抱着。彭耕耘告知记者：“我是旗手，人在旗在。当局不准坐车，不能北上递交知青回城请愿书，我只能用我的鲜血，表示回城的决心。”

　　知青卧轨，使南来北往的全国火车大动脉停开三天。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派出了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全国知青办主任赵凡任组长，率调查组从北京飞到昆明。调查解决云南知青大罢工卧轨、绝食等问题。据彭耕耘回忆说：“12月24日，我们还继续在昆明火车站卧轨。一铁路局工作人员通报，中央调查团已当天深夜坐从北京飞机，将于明天赶到昆明。12月25日绝食已30多个小时，仍然卧轨的知青，得知省公安厅派军队军警已出动，对火车站乱七八糟的乘客、围观群众进行清场。将对卧轨三天的知青采取强制措施。死，对于我们来说，早就置之度外，我们听后置之漠然。我们要回家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坚持绝食卧轨。下午6点多钟，有人来告知中央调查组马上到昆明火车站候车室，要找我们了解情况，要与北上代表在火车候车大厅见面。我们多少天吃的苦受的累，被堵截的委屈和期待，终于等到了中央调查组的到来、我们的卧轨绝食终于惊动了中央，这消息，使我们欣喜若狂。由于30多个小时未进食水，我们拖着虚弱的身体慢慢爬起来，互相搀扶揺揺晃晃，走向铁路大厅等候中央调查团”。

　　晚上6点，赵凡率领中央调查组，在省政府、省农垦局、铁路局有关人员陪同下走进火车站侯车大厅。身材高大慈祥的赵凡，穿一件枣红色呢子大衣，走到抬旗的彭耕耘面前。彭耕耘立即跪下说：“我代表西双版纳全体知青跪下请愿，我们卧轨绝食是为了回家。你们是来杀我们知青代表的吗？”赵凡揺揺头说：“不是”。彭耕耘抬头询问：你能不能保证我们卧轨绝食代表的人身安全？赵凡说：“我能保证。你们在火车站已经三天了，一定很饿，你们要保重身体，我们出去吃饭再说好吗？”请愿团代表看约有五十多岁的赵凡，面带笑貌，说话亲切，象一个慈善的父亲。就跟随他走出火车站，来到车站旁的一个米线店吃米线。请愿团代表30个小时未进食水，饿极了。大家狼吞虎咽，每人吃了三、四碗米线，彭耕耘吃了七碗米线。请愿团全体代表在农垦总局招待所美美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从住宿的宾馆窗子上看到，昆明火车站已全部军事戒严。解放军全副武装，带着枪，列队站立铁轨旁。赵凡是知青的大恩人，据说，如果他晚来一天，卧轨绝食的知青将全部被当局镇压。

　　第二天，因云南多地发生知青罢工绝食，赵凡又坐飞机连夜赶去。临行前委托云南省委副书记薜涛，跟知青会谈。因薜涛不能解决“我们要回家”的户口问题，会谈崩盘。第一批请愿团在昆明、重庆、和上海宣传募捐，兵分三路终于抵达北京。在北京街头、天安门广场讲述知青生活状态捐款，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王任重的接见，递交了请愿书，为中央制定政策，知青大返城起到了推动作用。

　　知青大返城是一盘棋，给中央写三封信的、云南版纳知青请愿团总指挥丁惠民敲响了“我们要回家”的战鼓，他组织版纳五万知青大罢工捐款，率第二批请愿团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等28名知青请愿团北上，到北京向中央国务院递交云南版纳知青返城请愿书；第一批请愿团的勇士们在负责人黄玉海，涂清亮，刘庭明的带领下，在5万版纳留守知青的坚持罢工的支持下，39人的首批代表们经历了昆明火车站卧轨绝食。虽然一路受到挫创，经费被盗、知青们在火车站被堵被打、不得不孤注一掷绝食卧轨。没钱没粮仍要坐火车北上，这个极为大胆的想法，不知可行不可行？只有他们，39名勇士才用勇气践行……。

　　火种在云南各地燃烧，孟定叶枫等人组织了大罢工、叶枫、许世辅率211名知青绝食48小时，奄奄一息的知青和下跪知青凄惨的向赵凡哭诉，表示了不能返城，宁可死的决心。孟定、孟撒、孟底、孟棒等地8000多名知青参与大罢工形成了知青团队的抗争力量。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敢于当担，他请求中央收回知青。获得批准后，他代表中央协调北京、上海、成都、重庆、云南省政府做好知青安置工作，使蜂涌的知青踏上了返城之路。

　　抱团抗争需要勇气，不如意的事也是家常便饭。纵观中国近代史，唯一获得全胜的1979年知青大返城是首例。从请愿团北上递交了版纳知青的请愿书、到卧轨、绝食。根源于有丁惠民那样大智大勇的总指挥、他写给邓小平的三封信，发动捐款组织大罢工、把最有才能的知青选进和请愿团筹备组。第二批请愿从读书铺绕道，避开后有追兵前有堵兵的昆明铁路，从成都直抵北京，向中央递交了版纳知青请愿书。刘先国、胡建国、李长寿、邹盛永、黄玉海，涂清亮，彭耕耘、叶枫、许世辅等众多勇士回家的信念太执著，他们的个性太强，“不能回家宁可死亡”的野性难驯。粉碎四人帮万物待新，各行各业十年未召工，急需大批知青；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大批知青；天时地理人和、命定了大返城，历史选择了丁惠民，历史选择了大返城。

超越自我逆水而行

　　四十多年过去，一个对生活中存留梦想的旗手，把对人生的每一个际遇，都当成了战场。他为23岁参加过大返城，当过首批请愿团旗手而骄傲。他说“大返城的日日夜夜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无论干什么事，都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对做每一件事，都必须全力以赴。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完成。无论成功与否，我都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历史是靠有形的文件保留下来的，而不是用信息、或虚拟现实凭推断来塑造历史。他的家所有的书画都搬家当废品卖掉，唯有大返城的宣传标语、知青捐款的名单、出征、在昆明、重庆、上海演讲黑白相片、请愿团的红旗、代表证、大返城的日记完好保留。还有荷塘，蒋三两位战友捐赠的出征相片被绣成十字绣挂在他家墙上。

　　他记得每一个场面，每一次对话，每一个代表的名字。担任大返城具有挑战性的请愿团旗手，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说：我相信：无论是选择什么职业，我的人生路都是坎坷，都需要我去冲锋陷阵。现实被他应中。大返城后彭耕耘父亲退休，他顶职去了重庆大集体所有制的虎钳厂。当过钳工，车工，焊工。1984年工厂改制，他下岗了。在生活面前，他艰辛地四处奔波，做过小生意、开过餐厅搞过买卖。一波三折的人生，在焦虑和做生意中东奔西忙。才55岁时彭耕耘就身体肥胖，脸庞通红，走路都在气喘吁吁，加之胃疼常发，到医院检查拿回了糖尿病、心脏病、胃病、前列腺炎四种病情证明。怎么办？人生才过半，他能再次抬起大返城旗手的红旗与疾病抗争吗？他加入了瑜伽馆。由于悟性灵气坚韧、和永远不放弃的梦想，白天黑夜从不间断练习仅两年，掌握了瑜伽的全部要领，并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

　　10年磨一剑，彭耕耘在55岁时塑造自我，现已跻身在瑜伽专业名师行业，他创造的彭氏瑜伽，运用阴阳之五行，启动天地之灵气，用气息或意念来驱动肢体，锻炼肌肉，骨赂及神经恢复健康。他被评为高级瑜伽老师、高级瑜伽教练、并担任重庆健康公益大使，获得了国际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他把健康当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来做。他说：永不放弃是我人生的座右铭，无论遇到什么人和事都要承受。我是卧轨绝食死过一次的知青，早已看淡了功名利禄，用平和的心态，去克服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知青大多是70左右的人了，从农场走向城市，是人生最大的转折，从工厂到转轨改制走过来了，年老体病的困惑已向全体知青走来。彭耕耘用修长的身材，白净的皮肤、轻盈的步履，证实无病无灾。现精神气质焕发，四种病全部消逝。不服输使他增添勇气，用力量用信心去康养，用知青精神，塑造健康体质，他在专业瑜伽行业带着千余名学生加入到体育养生锻炼中。他说：只要你想，没有什么不可能！

作者简介

杨培慧 ，63岁，党员，云南大学新闻系毕业 。供职：昆明市建委记者站站长、现任《云南经济日报》记者 ，从事新闻工作35年，著《城市之光》《高原彩虹》《丹心铸丰碑》三本报告文学。本人宣言：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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