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出版
基本信息
著者：李永晶
定价：39.00
出版时间：2018.3
出版社：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号：978-7-208-13762-2
页数：290
插图：无
装帧：平装
作者简介
李永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曾任汕头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社会理论、近代国际关系史等。著作有《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正眼看世界》与《东京留学记忆》；另有译著《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合译）等。
目 录
自 序 如何超越国家间的敌友认识？
导 论 中日关系与世界认识
第一章 战后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第二章 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自我认同的历史与逻辑
第三章 现代日本的右翼：何谓民族精神？
第四章 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谁在决定外交政策？
第五章 现代日本的国民主权：地方自治的视点
第六章 现代日本的东亚认识：“东亚共同体”的理念与困境
第七章 东亚世界秩序新论：危机与新生
结 语 面向世界：超越“战胜—战败”的思考
参考文献
后 记 作为个体精神史断章的中日关系论
自 序
如何超越国家间的敌友认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12年涉及领土归属的钓鱼岛问题出现危机后，双方的对立逐步升级，许多国际问题的观察家们甚至开始认真讨论两国发生偶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种状况让人感到错愕：双方此前40年间以“友邦”——即“中日（或日中）两国互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为口号的交往，竟然导致了双方互为潜在“敌国”这一暗淡局面的出现。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时刻，这种局面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与任务？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再次回到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自我，才能将问题的形成机制揭示出来。显然，1945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开始这种反思的一个恰当起点。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建国中，“中华民族”浴血重生，再次成为世界史的主体民族，而世界秩序亦由此幡然一变。今日我们所见之总体性的和平，在其起点处有着中华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与曾经获得的荣光——我们曾经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缔造者。
然而，在战后直至今日的世界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这个新生的中华民族必然要不断面对全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的国内战争（1946—1949）与朝鲜战争（1950—1953）的爆发，急剧改变了东亚乃至全球的世界秩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从缔造者转变为挑战者。近年中日关系所呈现出的困难状况，只有将其置于这种世界秩序的转换与世界史民族的自我证成的过程，才能得到恰切的认识与应对。我们首先要有世界民族的自我意识。
那么，作为具体的现实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日本近年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追问，我们应当怎样面对当下东亚乃至世界自身？如果严肃地审视当下的现实，我们就不难注意到我们的处境具有某种特别之处——成长中的中国一方面正在对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来自世界的多种压力，这种况境意味着什么？不拘答案如何，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个世界，中华民族作为主体民族才能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并最终参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有鉴于此，在本书中，我们将以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为案例，通过“他者”的眼光，将问题的症候描绘出来。我们将重新审视中国成长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从而再次将抗战建国的世界史意义呈现出来。
关于我们面临的现实状况，兹举一例说明。在今日海内外的新闻媒体中，我们常会看到诸如“中东问题”、“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多种关于“问题”的说法。这一说法本身很少用于当今世界的大国，因为“问题”本身具有“麻烦”、“有害”，因而“有待解决”等消极含义。然而作为例外，我们常常会在日本的中国论中看到“中国问题”这种表述。在一些当代日本学者和政治家的认识当中，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崛起”）充满了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地区秩序的安定，因此日本的繁荣与和平有赖于“中国问题”的解决。
无须说，这个“中国问题”的说法对我们而言显得有些刺耳。但正因为如此，它激发了我们对自身的发展状况的思考。比如，对于我们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即现代国家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是否形成了清晰的目标认识以及与其相辅相成的目标约束机制？中国将如何顺利融入并建构这个世界的秩序，无论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相互误解？对于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我们统称其为“世界认识”的问题。对21 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而言，这一问题之重大不言而喻。
因为问题重大，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地加以分析。为此，本书将致力于下述个案问题的具体分析——仿照前面的说法，我们将致力于分析“日本问题”，即对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的“日本问题”。具体而言，此处的“日本问题”不是指日本自己所设定的诸如“成为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大国”、“摆脱战后体制”等国家目标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如“修改宪法”、“历史认识”等具体问题，而是意味着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与日本交往的问题。在战后东亚世界秩序的背景下，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方式，也就等同于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这种主题设定将导致我们在展开论述时要面临特别的困难。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主要的约束性要素——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近代世界体系，必然造成国家间或敌或友的关系。这种国家观念以人类作为生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感为代价，支配了18 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史进程。
从今日世界社会的现状来看，民族主义正在耗尽其历史的正当性，因为它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新变化，诸如世界政治秩序的重新组织、自由贸易的迅速展开、国际法的进一步制定与落实、传媒与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等，将人类的普遍联系与共同属性凸显了出来。在国家、人民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全新的性格。显然，这也正是中日关系的世界秩序背景。这种以普遍交流为特征的秩序，正在消解并替代曾经充满国家间对立与敌意的世界秩序。
因此，如何克服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更大的区域范围乃至世界全体的角度看待安全、和平与繁荣问题，成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问题，我们只能求助科学的分析，而非情感的好恶。正因如此，本书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相关问题，致力于将“友邦”与“敌国”观念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揭示出来。在政治的层面上，只有继续克服敌友这一陈腐的观念，我们才能主体性地推进世界秩序的转换，世界社会也才能看到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
最后，要再次强调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现代中国如今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置身于这一大时代的情境当中。这种具有人类史意义的状况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时代自觉与历史使命自觉。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发展的世界史意义，也才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健康成长。
2015年2月1日
于昆山寓所
后 记
作为个体精神史断章的中日关系论
一
本书《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这一题名，或许会令读者遭遇一种选择上的困境。这种潜在的困惑源于题名的心理暗示：要在敌友之间做出选择。决断总是伴随着某种不确定性。这正是这个题目所试图激发的效果——它将迫使我们认识到，在复杂的世界近现代历史演进过程中，今日的“日本”以及“中日关系”正是作为一种精神事件或曰心理事件呈现于我们的面前。这种对症候的诊断，要求我们基于对象内部或自身的视角来进行临床分析，以开展相应的“治疗”。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指出，“对邻国的恐惧”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事实”，具有左右人们行为的力量。这种说法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通常的感觉与观念告诉我们，“敌”（或“敌人”）这一观念有着原始的生存上的意义；选择这一观念将意味着一个人的身心都将进入斗争状态，这种状态的极端情形则事关生死。因此，和平时期的人们趋向于回避这种仅仅略微提及就会引发不安的观念，从而选择“友”来建构自己的生活。这样看来，前面提到的“困境”并不在于要做出一个实在的判断与立场选择，而是在于，敌友观念在人们生活情境中的每一次显现，都会给个体乃至群体的生活造成不安，从而影响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一文之所以会引发人们持久的关注与讨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敌友区分带来的心理能量。“所有的……具体的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这一说法脍炙人口的秘密正在于，它将“政治”概念置于一种“最有力和最强烈”的、具有生存意义的二分法基础之上。如同道德领域的善恶、审美领域的美丑、经济领域的利害一般，这种敌友划分具有不可还原的自在的属性，构成了“政治”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这种将政治现象区别于其他现象的标准，不仅逻辑上简洁明快，还更容易为人们的各种经验所证实。然而，这种观念不是我们分析、诊疗的终点；这种观念自身就是我们的问题。
无须说，将某种不安与选择的困境带给读者，绝非本书题名的本意。相反，如同我在书中提及的那样，本书的真正目标在于谋求某种自由、平和、公正的世界认识与自我认识，从而获得维持健康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心灵的宁静。显然，对事实的回避与逃遁，或者用遥远未来的理想来舒缓眼前的境遇，这些都无助于宁静的产生。不同于理想主义者价值先行的判断与设想，也不同于拘泥于有限的经验而丧失了对未来构想能力的现实主义者，本书最初就试图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具体的情境，即近现代的中日两国之间长期的紧张状况当中。这个情境的有意义之处在于，自1871年《日清友好条约》签订以来，日本在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深深嵌入到了中国的现代转化进程当中。我们今日依然处于这个进程中的朴素感受，给我们理解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认识与理解“日本”这个他者，事实上就是认识与理解“中国”自身。只有对自己有了清晰、平和、健康的认知，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推进文明的进展。由于日本在现代中国形成中所占据的特殊位置，对日本的认知强烈地建构了我们对自身的认知。
上述提法将我们的问题引向深入：对自我认识的分析与重建如何可能？事实上，如同本书序言指出的一样，困难源于我们心安理得接受的一系列观念与预设，其中“民族国家”观念占据了首要的位置。这里我们不必再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法治化的迅猛进展等事实，以便佐证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事实上，“民族国家”的成立最初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化与理论化——基于主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一系列概念的建构——事实上最初就构成了人们建立全球交往规则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的或许仅仅是德国社会理论家贝克所言的转换——从“方法论的国家主义”转到“方法论的世界主义”上。这种转换要求我们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更换我们认识的坐标系，而其收益则是更安全、繁荣的世界社会的形成。
这种认识论上的转换，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前面提及的“敌友划分”的观念。如同施米特反复辨明的一样，以“敌友划分”为标准的“政治”概念，只在纯然现象学的层面上才具有意义；此时的敌友概念完全不带有道德含义——道德上的邪恶、审美上的丑陋与经济上的有害并不必然成为敌人。同理，“友邦”与“敌国”（以及国际法上的“中立国”）的划分也必须进行同样的理解。这里“现象学层面”的说法意味着，作为“政治概念”基准的敌友划分首先是对人类行为的“外在形式”的纯然描述，而不涉及人类行为内在的以及相反超越的属性分析。这种对现象进行明白无误的区分与归类，是近代以来科学世界观的内在要求与结果，有效地增进了人们对其自身事务的认知。
事实上，近代政治文明正是在民族国家内部消除“敌”观念的进程——人们不在任何生存的意义上认识与理解其同类。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演进表明，弱化乃至消除“敌国”观念正是世界文明发展之大势所趋，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众所周知，中国自身参与起草的《联合国宪章》（ 1945）与《世界人权宣言》（ 1948）等文本所表明的战争的非法化、和平权利与人权拥护等观念，为人类走向全球文明时代奠定了法律基础。在这个时代最前沿的文明意义上，国家间的任何“敌意”行为都要面临来自法律与道德的压力。“友邦”与“敌国”的区分，属于正在谢幕的民族国家的时代。
因此，今日对“友邦还是敌国”追问的意义在于，它会迫使人们去面对他们置身其中的现实处境。这种现实既是已然消逝的过去的某种无意识的延续，又是关于过去的历史观念以及对当下与未来生活叙述和构想的结果。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本书的焦点正在于解析这种复合现实得以成立的各种机制。如果说不安乃至恐惧源于无知以及无知觉，那么，只有说出并解释清楚这种无知和无知觉，人们才能免于因对自己和世界的误认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与焦灼。这种心理状态属于正在消失的时代，当下的人们没有理由继续背负历史的重负。
二
如果说区分敌友所引发的诸如不安、焦虑等心理症状的根源在于人类古老的善恶二分法认识与基于本能的自我保全意识的结合，那么分析这种结合、这种精神结构的具体再生产过程，就构成了有意义的知识研究活动。
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异同，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见解。然而，由于两国深受具有“家族类似性”的儒学、佛教文化的影响，由于两国共同使用的“汉字”对两国精神与心灵的塑造，更由于两国频繁的现实交往，人们似乎更愿意谈论两国的相似性。正是在这种重重叠叠、反复缠绕的话语空间中，关于两国“友好”的论述发挥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然而，“友好”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以两种“敌意”为前提——源于彼此外部的敌意和彼此之间的敌意。其中，彼此之间潜在的“敌意”可随时借助“友好”话语的翻转而变为现实。中日两国最近十余年间形成的复杂关系每每被简化为政治上的“对立”，在其根源处正是这种敌友区分的观念。
当然，在复杂的历史境况中，人们并非总是在明晰的或敌或友观念之下论述中日关系。相反，人们总是试图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历史事实的重构基础之上。这正是我们要严肃面对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事实论述与分析，通过特定的渠道汇聚到了敌友区分的这一终点。我们无意也无力挑战敌友区分这一与人类史同样古老的观念与做法，但在知识上将我们面对的这一境况重新揭示出来，则构成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一环。客观性与其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点，毋宁说是起点。对人们深信不疑的各种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加以控制和反思，从而进一步理解我们存在的真实境况，这构成了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关键一环。
中日关系的真正“正常化”并不依赖于一方或双方的善意，不依赖于激发永恒的人类之爱；它首先依赖于我们的思想观念的转换与知识结构的更新。本书对几个主题的讨论，正是试图重构本质上并不稳固的“历史事实”与伴随每一次历史事实叙述的“历史认识”之间绝非明晰的关系。本书在整理、重构旧有的知识点的同时，通过反复使用“认识”这一说法自身，来提醒我们自己对这种关系加以自觉，从而对我们的判断加以控制。就这种科学研究的理想状态而言，本书的探讨与论述仅仅是一个开端与尝试。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与世界巨变，为我们认识的转换提供了真实、丰富的历史处境。作为世界历史民族不可或缺的眼光与资格，在于能够从这个处境与进程中持续获得澎湃、充盈的精神动力，以推进人类文明事业的进程。
三
本书撰写的动机最初源于2009年7月初接受的一个“作业”——当时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的于向东先生提议我进行一项研究，即从日本内部的视角论述中日关系。这个题目源于于向东先生主持的“大观”学术小组的两点学术研究构想：其一，重建我们关于（周边）世界的知识结构，进而重新认识中国自身；其二，未来的世界秩序，由中国加入其中的过程所决定，而中国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成长与规定。这个设想与社会学关于社会事实的认识论与研究方法论高度一致，所以我当即就接受了这项研究计划。
当时我回国工作不久，正沉浸在与“故乡”暌违11年后的重逢喜悦之中，感觉浑身充满了热情与能量。这种精神状态使我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即完成了本书主体部分的草稿，随后又断断续续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与补充。本书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和第六章曾发表于《大观》（第4卷，2010年11月）；第四章的部分内容发表于《汕头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时隔数年后，拙稿得到了出版机会。在书稿交付出版社之前，我通读了全文。出乎意外，一种阅读他人作品的异样感与陌生感竟然伴随始终。首先，文体不似出自己手。如今看来，这种错觉固然源于我初次用中文撰写文章的生疏感，但更主要的是源于此前的日文写作习惯。考虑到文体的从属地位，我放弃了改写的想法。因此，对于文体方面可能造成的某种阅读障碍，我只能请读者予以宽容。其次，文中部分论说方式与结构的棱角隐约可见。这种行文与当时的精神状态、日文的议论风格等有关，同样与本文的初衷，即从客观的角度再现中日彼此的认知、将事实呈现给读者这一想法有关。因此，行文并未考虑不同立场的人们面对事实与真相的能力。现在看来，这种行文上的“陌生化”，倒是多少有益于这项研究试图达成的克服自我中心主义认知模式的效果——行文上的某种陌生化会让我们圆融无碍、日用而不知的语义空间产生某种褶皱乃至断裂，从而造成一种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认识论的断裂”的效果。
与上述两点违和感相比，这项研究的局限在重读过程中也变得清晰起来。在行文中，为抵达认知范式转换的地平线，我过于专注或者说强调如何在知识层面上客观描述两国彼此认知的状况，而忽视既有意义体系解体后，新的意义体系如何重建的问题。尽管当时以及现在我依然确信，这种不拘立场的客观书写完全符合重建自我与世界认知的要求，然而以今日眼光观之，这种功利性妨碍了我对这项研究意义的阐述。自我与世界认识的重构并非研究的终点；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揭示并论述这种重构在时代境况中具有的政治与文明意义。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重新撰写的“自序”和现在这个“后记”中，我将研究的意义进一步投向世界，而非此前的国家间关系。
这是一种“新世界主义”的视角。这种视角与理论建构，正是最近几年“大观”小组学术活动的指针与收敛方向。在一系列的主题研究与讨论中，中国的“世界国”属性、各种世界性力量在“中国”这一舞台上的展示与内化、这一具有超大规模体量的政治共同体对当下世界秩序的影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世界化以及世界问题的中国化，这些此前研究的工作假说逐渐得到了知识与经验上的确证。这种知识与认识的积累使得我们最终认识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视角与框架将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处境理论化，从而形成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导引并约束我们自身的发展。对历史的重新叙述与书写、对现实问题的诊断与分析、对理想前景的构想与展望——“新世界主义”为自身规定的这些研究任务旨在揭示与落实中国只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而存在、发展并贡献于人类文明的事实。
新的问题意识让我重读本书时获得了新的视角。其实，研究与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首先在自我的内部进行，是一种与自己的问题意识的论辩，将自己作为对手的格斗。
这个自我不应事实上也不具有本质属性。如果说所有的思考都是时代内的思考，那么上面对本书研究过程的交代，可以理解为一个特定作者个体精神史的一篇断章。指出这一点仅仅意味着，任何指涉共同体建构的任务，最终都将依赖于个体对世界的呼应。在这个呼唤与应答的链条上，作者和读者居于对等的位置，并随时可以互换。
本书完成于我在汕头大学法学院工作期间。汕头大学清净的环境与风气、法学院师友共同创造的自由氛围为这项写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本书的研究与出版还得到了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第二期研究项目计划的资助。在此，我谨向诸位师友表达谢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公司社科编辑部的贾忠贤与章颖莹二位编辑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阅读与编校，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订意见，在此对二位女史谨致谢忱。
2011年2月8日初稿
2016年4月11日深夜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