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博士回家奔丧被责未逐级请假，纪律面前人性呢？
博士认为，虽然没请假，但事发法定假日，且遵守了上级的防疫规定，回京后主动在外隔离，自己没有犯错，如今被层层施压要请求写检讨，实在是在自己母亲去世之后，遭受到了二次伤害。据称，有同事安慰其，他们组一个师姐父亲去世请假回家，领导说，人都死了，回去干嘛？博士认为，这样的做法，令其极度寒心，母亲去世，如不能回去奔丧，枉为人子，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网络上，对于博士的做法，分为了两派，有人为博士的“一怒”点赞，母亲突然去世这样的人生大事，如果还受羁于循规蹈矩的领导层层审批，实在是少了亲情感受。师母和所里的做法，明显属于只知道规章制度而不知人情世故，仅想自己不担责任而不管他人沉痛感受。
也有人认为，既然所里有规定，就应该遵守，毕竟，规章制度不是针对一个人制定的，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多数人安全。此外，读出一个博士学位不容易，不过就是一份检讨而已，没必要“小不忍乱大谋”，一时冲动因为一份检讨就不要博士毕业证了。
究竟哪一个观点更加有理？此前曾经有一个因为回家奔丧遭遇单位辞退而登上热搜的法院判决，其中的说理部分，获得过大多数网友赞同。
二审法院认为，纵观此案，王先生请假，事出有因，其回老家为父亲操办丧事，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人伦道德和善良风俗，无可厚非，公司亦应以普通善良人的宽容心、同理心加以对待。王先生并未达到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的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公司系违法解除。
对于这个案例，网上是一片倒的批评公司的做法。有媒体评论该案，“有权不可任性”，不仅针对国家权力机关，对各类用人单位也适用。劳动关系具有鲜明的人身依附性和从属性，而用人单位需时刻谨记，行使用工管理权应当合理、限度和善意！
热播剧《底线》在演绎主播猝死案中，主审法官有这样一段结案陈词：人不是机器，人有极限，可当公司所有的制度设计完全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时，这将是对人和人性的扼杀。这个扼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它利用奋斗 实现自我价值的各种成功学说辞作为话术，来让劳动者自发地进行自我剥削。
这段话，不仅适用于以上的劳动争议案件，而且适用于博士请假事件。作为在外求学的博士生，突闻母亲去世的消息，第一想到的应该是尽早回家查看情况，这是人之常情。作为博士生的师母，应该是站在自己学生的立场上感同身受，还是跟其他事假一样处理，推给所里逐级请示批准呢？这体现了该师傅的价值观。事发突然，事关学生的人生大事，为何不能导师出面为学生向上级请假备案？
规章制度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是为规章制度服务的。从事后博士生中途折返看，他是遵守防疫规定的，只是没有履行学校的请假制度而已。作为博士生的管理机构，应该具有明确的是非观。这样的是非观，不仅体现在对于这个事件的判断上，作为教育部门，更是体现在了对于博士生的教育理念上。
事发突然，学生已经向师母请假告知，为何还非要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批准？试想，就算是博士生逐级向各层级领导请假，对于这样的人生大事，还会有领导不批准吗？如果真的有领导不批准的话，这样的学校，不念也罢。如果一定会批准，所谓的请假，不过就是一个费时间的备案而已，说明学生当时的处理，是正确的。事后，又何必让学生为了当时作出了正确选择的，而写检讨呢？
虽然有请假制度，即便是领导假期都在上班，可学生听到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能想到，有必要还要先逐级逐个的找各级领导签字请假吗？回家奔丧的人生大事重要，还是单位的规章制度重要？问题是，这样的规章制度，本就是推卸责任的层层加码。从事件的结果看，博士生认为前者重要，而他的师母、所里的领导，则认为后者重要，旁观者对于这个事件的评价，反映了各自的是非观。
所谓的，需要所里批准，需要四级领导签字同意，不过是撇清关系、推卸自己责任的借口罢了。即使是他人事关人生的大事，只不过是别人的事，哪有自己可能面临的事后风险来的现实？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
作为那些以宏大的理念为目标制定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者，究竟应该毫无人情事故的一视同仁，还是有责任有担当为下属当机立断，不仅关系到能否是真的为了实现宏大理念团结更多的人，而且关系到传递出的价值理念，影响身边的更多的人。
士为知己者死，没有为下级设身处地的处事考量，怎么能获得下级心悦诚服的服从？作为一个博士生，在学校里求学的，不仅仅是课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人的良知和责任感。对于这样不负责任的导师和学校领导，节省时间尽快离开，不学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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