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柳青，已经是一个成名的新中国的代表性作家，而新中国刚刚成立，去处甚多，以他当时的资格和条件，他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之所以选择离开首都北京，回到家乡陕西，又从西安这个比较大的城市来到长安县农村，其考虑无疑是长远的，他显然是要寻找一个后半生的安顿之处，以使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有一个稳妥的所在。非如此不能理解柳青的用心。所以，我们看，柳青先是不仅在西安周边各县精心选择，即使后来选定了长安县，他也是一波三折，一步三回头，最后才选定落户中宫寺。请注意，是中宫寺，中宫寺在皇甫村边，但不是在皇甫村里或村中，它与皇甫村这个农民聚居的村落保持了一个“切近的距离”。在长安县，他先住长安县委大院约半年，再住神禾原畔皇甫村西的常宁宫近两年（常宁宫可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它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其母窦氏建造的皇家寺庙，常宁宫其名就由此而来。1940年前后，胡宗南驻陕，主持西北军政，并兼黄埔军校七分校主任，七分校在常宁宫东南方向七华里处，胡宗南常来常宁宫游览，深感这里风光秀丽，地势险要，于是在这里为蒋介石建造行宫。蒋介石于1943年至1946年间三次来陕就在此居住。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与西北纺织实业家石凤祥之女石静宜小姐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而后更成为蒋纬国夫妇的度假别墅。新中国成立后，它又是当时陕西省的高干疗养院），最后扎根于常宁宫东、神禾原半坡、皇甫村边的中宫寺。请看这个中宫寺的历史和位置：中宫寺是一座古旧的破寺，约建于清代，地处皇甫村罗家湾，靠着村子北面的神禾原，坐北面南，南面远处是终南山，近处是一马平川的王曲川，视野开阔。皇甫村东边有个元君庙，当地人称东寺，西头有常宁宫，人称西寺，这儿就叫中宫寺。早先，中宫寺香火不断。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别动队住在这里。后来蒋介石在王曲修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皇甫第七分校，开始，胡宗南当主任，把中宫寺修饰一番，住过半年；之后，第七分校的副主任、张治中的女婿周家斌住过五六年；再后，第七分校的一个姓丘的副主任和顾祝同也住了一段时间；最后，由解放军把中宫寺接管下来。柳青通过组织，用西安的一所房子，从西北军区手里换下这所寺院，自己花钱把这个破寺略加修葺，便搬了进去。寺内一大一小并排两个庭院，柳青住在靠里边的院子里，有三间正房。里边的院子是柳青的写作之地，外边的院子是柳青的生活之所。这样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以为，它是柳青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生活和创作兼顾的“王国”。
话再扯远一点。其实，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对自己生活与写作的居处，其选择是很讲究的。明代文人屠隆认为最理想的居处和做人的姿态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僧非俗。”理想的居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既有乡村的宁静与清闲，又有城郭的繁华与方便，进退有据；理想的身份是“非僧非俗”，亦僧亦俗，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占尽人间一切便宜。柳青是受党教育和培养的作家，总体上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大，他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格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人，他在有条件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时候，他总会按照一种理想——自觉不自觉的文人理想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选择和安排。柳青在延安时期就在文化机关待过，新中国成立后又是排名第一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前身）副主席（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马健翎是主席，柳是排名第一的副主席；1956年柯仲平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后，马健翎虽然成了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但马此后待在工作地戏曲研究院，不再来作协机关；再后，1964年柯仲平病逝，职位空缺，1965年马健翎自杀，职位空缺，柳青就成了这个作协机关排名第一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刚成立时，柳青还主持着一些工作[看一看这个机关当时的领导构成就能明白柳青不担着一些工作就不成。那时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没有党组，主席是马健翎，副主席是柳青、郑伯奇（党外人士）和胡采（西安市文化局长兼任）]，但他显然对当什么和手中的权力不以为意，于是千方百计把胡采从西安市文化局局长的位子上调来顶替他主持工作，他脱身了。柳青说过一句话，“文人宜散不宜聚”，这应该是深深的经验之谈。所以，柳青之安居于皇甫村畔的中宫寺，绝对是精心的选择。在长安的十四年，柳青的角色意识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单纯：他是一个作家。甚至，他终生都很明确，他是一个作家，他要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其他。强调这一点乍一看像是废话，其实不然。因为有人说他到这里“深入生活”是“去作家化”呀，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呀，而且诸如此类的说法甚为流行。我以为，这些说法不是误会就是想象，更多的是不看材料不研究柳青本人而在某种观念支配下的超级想象。在长安县在皇甫村，柳青第一不是当官来了，第二不是当农民来了，他就是一个“深入生活”以为创作的作家。1952年9月30日，柳青刚到长安县不久，就写到：“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云云，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柳青对一个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最初是西北五省区的作家协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席的位子看得都不是那么重要，以把主持工作的权力放开撂手为快，更不会把一个长安县委的副书记放在心上，他兼一个长安县委的副书记，是为了下去深入生活的便利，所以，一旦深入生活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县委副书记反而成了累赘，他很快就辞去了。柳青只保留一个长安县委委员的名义，那是为了查看文件（按规定，没有相应的职务不能看相应的文件）和到各处深入调研的方便。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在给长安县委书记的信中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考虑到柳青同志工作上的便利，决定保留其县委委员名义，必要时参加县委委员会议，听取各项工作的汇报，定期到县委看电报和深入一部分可以到达的区、乡了解情况。”为了写作《创业史》，柳青确实是尽可能地深入广大的群众和干部之中，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际工作，这样做，是为了“入乎其内”，观察，了解，研究，但他没有忘记还要“出乎其外”，要有一个作家的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所以，他曾经以一个青年作家深入农村生活，在一个生产队当社员，结果忘了自己的本分，三年以后当成“五好社员”，结果“不仅写不出好作品来，甚至于写不出可以发表的作品来”这个事例，引以为教训，告诫作家深入生活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
（选自《柳青年谱》，邢小利 邢之美著，原标题为《柳青对生活根据地的精心选择》）
邢小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小说评论》副主编，陕西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兼任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秦岭》杂志执行主编等。著有文艺评论集《坐看云起》《长安夜雨》《文学与文坛的边上》，散文随笔集《独对风景》《回家的路有多远》《种豆南山》《义无再辱》《长路风语》，中短篇小说集《捕风的网》以及《陈忠实画传》《陈忠实传》等。
邢之美，哲学硕士，西安音乐学院讲师。
来源：文學陕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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