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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汪曾祺小记

黄堡书院
2024-09-24


汪曾祺小记
邵燕祥

我先是管他叫汪曾祺同志,或曾祺同志,后来也随着林斤澜他们简称之为曾祺。晚近几年人们多称他汪老,我虽向来不喜欢什么老什么老地叫人,但也只好随俗,不然显得我不懂敬老似的。
现在他已成故人,我们就像对待一切历史人物那样,径呼其名吧。
汪曾祺在一份小传里这么说:“1949年以后10年我没有写什么东西,是一段空白。”我却记得这期间两次见到他写的东西,都引起私心里一点惊喜。头一回大概是1951年《北京文艺》创刊号或第二期,有一篇《一个邮件的复活》,署名汪曾祺。比报上一般的新闻篇幅长,而能吸引人一直看下去。邮递员的事迹本来都是平凡的工作,真人真事更受不少限制,但是作者选取了死信复活这么个角度,写得饶有兴味。曾祺本人可能因为是奉命采访,写出来,发表了,就完成了任务,没把它算作自己的文学作品。我在那时候众多叙事写人的文字里发现它,记住它,绝不仅仅是因为我熟悉作者的名字,读过他写的小说。就像1956年,萧乾的特写《万里赶羊》一下子抓住我,不是偶然的。
这两篇印象殊深的散文,我后来都没有重读过,如果说,那是因为当时触眼多平庸之作,看到两位老写手笔下取材稍具匠心,便觉文采斐然,一新耳目的话,那么,1957年6月《诗刊》上他的短诗《早春》,在今天看也仍是上品。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
完全不像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诗只一句,充其量算3句。但如说起1957年“鸣放”时期的诗,不能不想到它。

汪曾祺的诗,又“古典”,又“现代”,读过他早期小说的人;知道他曾经把一只手伸向西方。只读过他10多年来新作的人,在他炉火纯青的叙述中,几乎找不到域外影响的痕迹.他针对一似乎理直气壮的论调,对所谓“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提出置疑。据报道,他说他如果写长篇,就写《尤利西斯》《忆逝水年华》那样的。然则他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帝》,倘若真写出来,该是什么样子呢?现在,这跟鲁迅计议写的《唐明皇》一起成为文学史上的遗憾了。

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也许是指他能诗能写能画,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文人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劝年轻作家要更“有文化”,他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 。我却宁愿说他是个自由派,是五四运动以后曾经为新文化主流的那样的自由派。他不是前朝遗老,他是前朝遗老的对立面。他的孩子有时叫他“老头子”,连孙女也跟着叫。亲家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曾祺说他觉得一个现代的、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他又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单是这一条,若搁在巴金的《家》里,肯定是觉民、觉慧们才有的思想!不能见容于高老太爷和冯乐山那批士大夫的代表的。

《受戒》就更是异端了。只要想想1966年“文革”开始,提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某地某大员竟在“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之后,补充上僧、尼、道,而汪曾祺一度被调去搞“样板戏”之最高原则,一是派谁当主角等于让谁占领历史舞台,一是恋爱婚姻划为禁区。这篇不长的小说偏偏反其道而行,大大“美化”边缘人物和“边缘感情”,宜乎使某些人瞠目,即令放它一马,也只不过视为冷盘,不能当成主菜了。
这样的文学勇气,与士大夫气能相容乎?
不少朋友在追忆汪曾祺的文字里,都说起他为人的随和、恬淡,为文时也体现了心闲气定的风格。这是不错的。
一个大半生处于乱世的人,怎么能做到时时处处心闲气定?我在他的《跑警报》里找到一点解释:“他们(按指日本侵略者)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鲁迅让我们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看到他不那么“静穆”的作品。

陶渊明原是有“在乎”有“不在乎”,其“悠然”者是已“不在乎”了也。汪曾祺在《无事此静坐》一文里也自白说,“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一云云。这是毫不矫情的大实话。当我拿起电话听筒,听见曾祺提高几度音骂道:“那个王八蛋……”时,直觉就是,逼得冲和淡泊如老先生这样说话的,那“王八蛋”必定真是王八蛋无疑了。

汪曾祺有“不在乎”,亦有所“在乎”,因此他才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有一张照片,摄于1958年春,旁边注明:“反右’以后,下放之前,告别家屋,窗前留影。”因为照片中的我是微笑着的,有人质疑,问我为什么笑,我也说不出,只得推说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那个命根子不是也还傻笑着吗?曾祺小说里写一个女同志打成“右派”以后,“……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曾祺说那天回到家里,见着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逞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他说。阅世深如汪曾祺且不知其何以要笑,我还能拿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呢?
曾祺的作品,不大关涉政治,这是他的审美趣味决定的。我翻看他近年出版的散文随笔,也只找到两处。
一是1989年8月写的:
 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作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一是1991年写的,稍长: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了,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要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其实,曾祺还是既不失热情又不失天真的。这一段不失温柔敦厚的话就是证明。
汪曾祺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朋友们聚会时想到他,面前有酒想到他(一桌豪华筵席不如来一盘爆肚,喝二两汾酒),看到好文章想到他,看到坏文章也会想到他(他会说:可恶);走过福州馆前街,想到他仿佛还在那四层楼上,写他的字,画他的画(“亦是快事”);想他间或漫步出胡同口,侧耳听蝉声,走走停停,若有心事,不知是在打腹稿,还是在打量行人。
总觉得曾祺还在我们中间,不像是与我们永诀之人。但,一时关于他,人们写的都是悼念文字了。我和他过从不密,但自以为相知不浅。见面或不见面,有话就说,直来直去,虽然所谈多是不足道者。他只向我提出过问题,却没有批驳过我,我对他没顾忌,他对我也不设防(可能他对什么人都不设防吧)。
尔今尔后,我们随时拿起汪曾祺的书来,我们仍然好像听他娓娓而谈,但我们想对他说点什么,却再也看不见那认真倾听专注的眼神了。纪念,纪念,纪以为念:这里写下我的一些想不能讲在当面了,将不谓我为背后议论乎? 可惜,再也听不到睿智兼风趣的插话了。 

1997年6月20日

(选自1997年7月30日《大公报》) 


来源:汪迷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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