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容：中年苦短

有一次在邮局寄书，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多年不见了，她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起来。

她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是想告诉我，她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死时还不到四岁。没有了孩子的维系，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这使她觉得羞辱，觉得日子是再无什么指望。她想到了死。

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这邮局是如此的嘈杂，无人留意她的存在，使她能够衬着这陌生的嘈杂，衬着棕色桌面上浆糊的嘎巴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信写得无比尽情――一种绝望的尽情。

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认上这针。”她抬起头来，跟前的老人白发苍苍，他那苍老的手上，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

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她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她说，就因为那老人称她“姑娘”，就因为她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姑娘”，生活还需要她，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需要她帮助这老人认上针。她甚至觉出方才她那“尽情的绝望”里有一种做作的矫情。

她认了针，并且替老人针脚均匀地缝好邮包。她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她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找到了新的爱情。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不是她帮助了他，那实在是老人帮助了她，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绽裂的邮包。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她总是想起老人那句话：“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认上这针。”

她常常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想着这话，在街上，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地不真实，却又真实得不像梦。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老路旧街上不再会有新奇，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

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窗缝里的一束小黄花。那花朵是如此的娇小，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是谁把它们采来――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束的存在，可当你发现了它们才意识到胸中的怒气是多么地没有必要，才恍然悟出，这破旧不堪的汽车上，只因有了这微小的花束，它行驶过的街道便足可称为花的街了。

假若人生犹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意错过这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

我曾经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一个热爱生活的共青团员。我曾经站在柜台里卖过书，坐在编辑部里拆阅过读者来信。我曾经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调干大学生，我曾经在中央的大机关里当过音乐编辑，做过俄文翻译。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刚刚开始。

然而不幸，我晕倒在打字机旁，被人抬到救护车里。一次又一次，间隔越来越短，不能承担工作的担子了。于是，我被机关精简了。

对于这样的对待，我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没有哀求，没有走后门。办完简单的调离手续，我从大机关来到中学校。

一次又一次，我仍然晕倒在讲台上。我成了到处不受欢迎的人。别人休病假，需要医生证明。我却相反，只有医生开出证明才能安排工作。可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证明我不会再晕倒了。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病榻生涯。

那似乎是一种不治之症：死过去又活过来。死过去时一无所知，活过来时却又异常清醒。精神需要寄托，心灵渴望工作。不争气的身体，好强的心，斗争着，矛盾着。我总要做一点事情呀！

我集邮。四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各种各样的邮票，曾给我那寂寞的日子带来多么微弱的乐趣啊！

我习画。宣纸上的游虾，水墨丹青中的情趣，何能减少半点心中的愁苦？

我看戏。话剧、京戏、昆曲、评弹、川戏，什么都看。可是，我只能两小时生活在剧情里，暂时忘却了自己，而走出剧场，等待着我的仍然是病魔。

我跳舞。我操持家务。当然，我也读书。感谢那时的空闲，我读了那么多书。外国的和中国的，古典的和现代的，吞噬的真不少。对书的贪恋，还是从儿时就有癖好。但，细细的咀嚼和品味，却是在这时。这，大概也就无形中肥沃了我后来自己写书的土壤。

不记得自己以前写过什么东西。病中无事，记过日记，搞过翻译，也写过小说。好像是写大学生活的。写了两章，自己觉得索然无味，也就付之一炬了。不过，这试验倒给我那黑暗的日子带来一点亮光。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

写什么呢？我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天地对我来说是这般的狭小，我不能坐在屋子里编造种种人间的故事。我觉得自己对社会生活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人，各种各样的人，知道得太少。我应该想办法到社会中去，到生活中去，进一次高尔基的大学。

感谢那些好心的朋友们，帮我找到了一个去处，让我在吕梁山下一个小小的村子里安身。

第一次和农民们朝夕相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们是那样的纯朴，那样的真诚，他们不追寻我的苦痛，不盘查我的遭遇，不打听我的不幸。在这里，我得到了灵魂的憩息。大城市住久了，好像太阳、月亮都看不见。一到农村，才感到初升的太阳是那么瑰丽，夜空中的明月是那么皎洁。也才感到天地的广阔，生活的活力。乡间的小路是那么宁静，田野的空气是那么新鲜。一切都是蓬蓬勃勃的、强健的、有力的。

是纯朴的乡亲们医治了我心灵的创伤，把我的精神从绝境中拯救出来。是春种秋收，循环不已的田间作物，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和追求。是大自然无限的生命力，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力量。个人的不幸比起大自然的永生算得什么呢？

生活的海洋是那样广阔，那样深邃，那样神秘。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我在这大海中遨游，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从农民到社队干部，从看林人到地、县委书记。他们的欢欣和忧虑，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倾泻到我的心田。我觉得自己充实起来，田间轻微的劳动也帮助我恢复着健康。一种新的力量在我血液中奔流，触发了那沉睡在我心的深处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开始写了……

谌 容

七色的世界造就了七彩的人生，人们活累了，活腻了，是因为没有看到自己的价值。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生活？

第一个人说：活得太累了。没完没了的解释，无休无止的小心，成年累月为别人活着。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同事、为人哥儿们、为人“喽啰”、为人“头头”。看别人的脸色，讨别人的喜欢，避别人的忌讳，给别人以好感。摇旗呐喊，插科打诨，不想笑要笑，哭不出来要哭……累了，太累了。

第二个人说：活腻味了。爱过了，恨过了，哭过了，笑过了，乐过了，苦过了。金银财宝，身外之物。功名利禄，过眼云烟。香酥鸡、肯德基、道口烧鸡，大同小异。长城饭店、昆仑饭店、建国饭店，千篇一律。台球、保龄球、高尔夫球，无非是球。人生不过如此，该收场了。游戏人生，我够了。你们爱玩儿玩去吧，别拉扯上我。

第三个人说，怎么能这样对待生活！怎么能说活得太累，怎么能说活得太腻？在这大变革的年代，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人生在世难道就为自己活着！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这容易吗？同志们，振兴中华，匹夫有责，开放改革，重担就落在你、我、他身上。我们应该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后代负责，否则就是犯罪。振作起来啊，前进！

第四个人说：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别人？你是活得有滋有味，轻松活泼。坐着公家的小车，住着公家的小楼，吃着公家的宴会，三天两头上电视，仨月俩月出趟国。你当然可以大谈社会责任感。可你自己呢，你有多少社会责任感？

第五个人说：何必那么激动！你以为当官那么愉快，你以为当官的都活得挺舒坦？没有那事儿，官场不好混。左右逢源，上下照应，按下葫芦起来瓢，没金刚钻还真揽不了这瓷器活儿。别瞧着当官的就有气，别瞧着当官的号令就腻烦，人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就说社会责任感吧，他当官的不说谁说？

第六个人说：算了，都别嚷嚷了。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跟人哪能都一样？不把社会责任感挂嘴上的，有的未必没有社会责任感，有的也确实没有社会责任感。把社会责任感挂嘴上的，有的确实有社会责任感，有的也未必有社会责任感。

第七个人说：算了，算了，管它呢，反正都得活着。活着就得吃喝。吃喝就是消费，消费就刺激生产。更何况，吃了喝了还得拉还得撒，拉了撒了就为社会增加了肥料。走，喝二两去。

第八个人说：……

旧作重读，仿佛是老友一别经年再相逢，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只有作者自己心里清楚。掩卷沉思，首先浮现在眼前的竟然不是创作中的艰辛与彷徨；而是小说之外的，那些想起来就禁不住微微一笑的趣事。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想写写那一代中年人，写写那些在単位是骨干，在家庭是顶梁柱的中年知识分子，微薄的收入和累人的劳作使其不堪生活之重。然而，他们仍然凭着良知尽职于社会尽责于家庭，满怀激情地迎接新时期的到来，无愧为一代精英！于是，我写了《人到中年》。

为创作《人到中年》，为写眼科医生，我去了国内眼科最著名的北京同仁医院，结识了那位文静的眼科主任。她不仅医术高超，待人更是温言细语和蔼可亲，是一位值得患者信赖的女医生。我有幸随其右，在她的指导下似懂非懂地读了一本《眼科学》，又被特许进入手术室实地观看她的手术。记得那天，我穿着软底鞋白大褂，尽量克制着内心的好奇、喜悦与激动，装得像那一大群观摩的年轻大夫似的，窸窸窣窣跟着主任走进了神圣的手术室。

没有想到，刚进入手术室区域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宽阔洁净的走廊两旁是不同科室的一间间手术室。进门后不知怎么我们在右边的一间门口处停了下来，身旁的主任介绍这是内科手术室。我朝那个围满了白大褂的手术台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让我终生难忘。手术台上白罩单下只露出一个光光的肥大的肚子，只见主刀的大夫飞快地一刀下去，鲜红的血顷刻间喷泉似的直射了出来，就听主刀大夫在喊：“夹住，夹住！”旁边的助手们自然是久经沙场司空见惯，一边操作还一边调侃：“看这肚子全是油！”

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离开？一来可能是给吓懵了，二来可能是职业病好奇心使然。下一间是外科手术室，在门口处就听说是一台锯腿什么的大手术，我仿佛觉得那里边正在“磨刀霍霍”。惊魂未定的我努力让自己镇定，还强笑着催促主任赶紧去眼科手术室。心中暗自庆幸，多亏自己英明地选择了眼科，否则，这鲜血四溅的场景即便我敢写，谁敢看呐！

一篇小说毕竟字数有限，哪能写出一个专业的莫测高深与严格规章，主任无意中给我上的“第一课”竟是洗手。换好手术室专用浅蓝色短袖服装，和主任并排站在洗手池前。只见她用肥皂一直抹到臂膀，认真揉搓之后在水龙头下冲净，然后再抹肥皂再冲净，好像反复了三次。还没完，她又专注地在双手上涂满肥皂，用小刷子认真仔细地刷指甲缝，也是冲净了肥皂再抹再刷再冲。她很自然地做着这一切，我却在一旁看得发愣，就见她雪白的胳膊已经被洗得红通通的，也担心那指甲缝怎经得起如此反复的刷？虽然我也轻轻地照猫画虎地洗着，还是憋不住问了一句，要洗几次才算洗干净了？她回答我三个字：“无菌觉！”

手术进行时，主任特许我隔着患者坐在她的对面。这是一台颇为难得碰上的角膜移植手术，之所以难得，是因为必须有别人捐献的角膜。眼科手术的器械都是很精巧细致的，不过，即便是小小的手术，用针刺破眼膜，也必然是要见血的。主任让我用棉签按住出血的部位，我毫不犹豫地照做了。手术非常完美，术后在洗手池前，主任微笑地对我说：“谌容同志，你不应该当作家，应该当医生。”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你不怕血。”她哪里知道，当时我只顾看手术的全过程，根本顾不上害怕。我没有告诉她，其实就在踏进手术室的一瞬间，第一眼看见手术台上的病人，我就着实被吓得不轻。那病人在白罩单下躺着，面部蒙着一块眼科手术专用的白色方巾。我称之为“专用”，是因为那方巾盖住了整张脸，只留有一个圆洞，其大小恰恰能露出一只眼睛。这时还没有麻醉，眼球可以自由转动，那只亮晶晶的眼球急速不安地转动着，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无助甚至乞求，显得十分怪异可怖。我这一刹那的惊吓真没有浪费，全被我写进小说里了，写在无知的红卫兵冲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手术台上这只可怕的眼睛吓得他们落荒而逃。

观看手术之前我还真是做了点功课，对托盘里的持针器之类都已熟知，因而在小说里敢尽情细致地描写，以致后来不少读者在来信中断定作者是医生。我没有回信更正，将错就错觉得很光荣。忆及四十年前在医院的那段日子，虽然时不时地被惊吓，却使我大开眼界，进一步知道医务工作者的艰难与非凡，能成为一个医生谈何容易！

说到《人到中年》，还不得不提我与巴金及《收获》杂志的渊源。

1978年，春回大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我满怀喜悦地写完了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当时我在文学界谁也不认识，只认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就把书稿交给了编辑部的老孟同志。因为字数不够长篇他们不能出版，可是，老孟同志并没有把稿件退还我，而是积极地四处为这篇小说找出路，结果找到了上海复刊不久的大型期刊《收获》。小说稿放在了主编巴金同志的案头，同时也有人报告主编，这个作者“文革”中出版过两部长篇。这个小报告显然对作者是极为不利的，幸而巴金同志没有理睬这些闲话，甚至没有让作者修改直接就刊登了。从此，我很幸运地成为了《收获》的作者。

特别难忘的是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巴金同志听说这个作者在扣着工资的情况下进行业余创作，就趁来北京开文代会之机，让他的女儿、《收获》的执行主编李小林同志到作者家中来看望。记得那天我的三屉桌上是写了三分之一的《人到中年》手稿，她看后非常热情地鼓励我快写下去。她的突然来访给我全家带来的惊喜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四十年间她不仅是我的责任编辑，更是患难与共的挚友。直至今日，当得知我还没有出版过文集时，她也是百般地关怀安排，促成了《谌容文集》的出版。

1980年我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发表之后，北京市委由宣传部补发了我的三年工资，并把我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专业作家。

从此，我名正言顺地走上了创作之路。人的一生中，个人的兴趣爱好能与谋生的职业相结合是大幸。还是我运气好，这飞来的幸福我得到了。写作这个职业的特点是不受年龄的限制，无所谓退休，只要你有兴趣有精力，想写你就可以写。明年我84，定要写上几篇，不让光阴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