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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茜：我眼里陕西文学殿堂的主人们
编者按：
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西安市建国路上一个深宅大院里聚集着一群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硝烟里走出来的蜚声文坛的作家、诗人，还有《延河》月刊创刊时期的老编辑，难免环境略显得沉闷。张艳茜是当时这些人里最年轻、靓丽的女性。她性格开朗，响亮的笑声给破旧的老院子平添了生气，使之生机勃勃，也与潮涌着的文艺复兴的氛围相呼应。见过张艳茜的人都会用“空谷幽兰”来形容她，她非常有亲和力，哪怕是初来乍到闯错了门的陌生作者，她也会热情、真诚待之。这个三十多年前年轻、靓丽的小说编辑，被陈忠实等前辈老师提携着，一路走来，早已成了陕西著名作家 。她以文字方式流露出来的不仅是美好心灵的涓涓溪流，还有很多重要的当代文学史的丰富见证。时下最活跃的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是这么形容她的：读张艳茜，是信文如其人的，其中有一重沧桑，但沧桑了也还天真着对着世间，对他人怀着亲切温暖的善意。
主持编辑：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编辑）
季风：疫情发生了将近三年，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涉及每个城市、乡村，甚至严重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工作、生活，有的地方至今还足不出户，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但好处可能就是居家时间多了，让部分人回归到阅读上。触动灵魂的作家，也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职业。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光时刻，也是陕西文学的高峰期，陕西作协里一下子冒出来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几位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小说作家。这几位是您的老同事，都特别熟稔，尤其是路遥，您还出版过一部关于他的长篇传记。今年是路遥逝世三十周年，您能否谈谈对这位传奇文学作家的最初印象？张艳茜：我时常感觉自己的人生非常的幸运，一是我在1981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二是在1985年，也就是中国文学最繁盛时期进入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并且与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最杰出的陕西作家、评论家，比如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王愚、京夫等人成为同事和邻居。
1985年我成为《延河》文学期刊小说组编辑的时候，路遥已经从《延河》杂志调到省作协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并开始写作《平凡的世界》。路遥是《延河》杂志的前辈，我当时自卑得不敢和他说话。
我与路遥写作的房子在同一个小四合院里，他在修改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会偶尔走出来，短暂休息时会抱起我正在高兴玩耍的女儿亲吻其胳膊，有时候，他也会到我家吃上一顿我做到手艺欠佳的饭菜。
从我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听到最多的就是路遥获得各种奖项的信息，但定格在我心中的，最强烈的就是他一只手拿根黄瓜或大葱，另一只手拿着馒头大口咀嚼的疲惫不堪的形象。他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有一段短暂的休整期。我家和他办公室所在的四合院，是所剩不多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在正午阳光洒满的时候，路遥常常坐在一把破旧藤椅上闭目养神，享受阳光的温暖，想象一下，这样天天在我眼前出现的，曾经健康的生命突然间从眼前消失了，对活着的人的内心冲击，如同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
与路遥共事的七年时间里，比起他的著名作家身份，我更愿意将他视为一个普通的生命。有一段日子，我恍惚地感觉他还会出现在院子里，依旧沉重而稳步地走着，然后坐在那把破旧的藤椅上，于是我写了很多篇纪念他的文章，我想我写多了，是不是就能将他重新唤回来呢？陕西人民出版社优秀编辑张孔明经过精心策划，选择了我为路遥的苦难人生作传，这也是我蕴蓄内心已久的愿望，所以一拍即合。面对“传主”路遥，我不是旁观者，而是见证者。为路遥作传，我可以将我个人不可言说的隐忧与痛楚，通过手中的笔传递出来。我写出的不仅是关于路遥的纪实性文字，更是我珍藏在记忆和生命里的重要东西。季风：在西安市建国路上，有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生前公馆，每到周末，游人如潮地去瞻仰参观。而隔壁陕西作协大院，也是那场历史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另一处遗址，里面某个房子羁押过蒋介石，后来成了作家陈忠实的办公室，是真的吗？
张艳茜：西安市建国路83号在20世纪30年代是“高桂滋公馆”，主人是率部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国军第84师师长、抗日将领高桂滋将军。建筑分前院、中院和后院。主楼是一座有地下室的西式建筑，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水池。中院是花园，后院由三个四合院组成。房间为实木地板，外部青砖碧瓦、古色古香。每个四合院里都生长着不同的名贵树种。
“高桂滋公馆”的左邻是“张学良公馆”。两座公馆都是“西安事变”旧址，一同见证了中国当时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时刻。1936年12月12日，高桂滋将军为自己修建的新公馆尚未完全竣工，“西安事变”就发生了，蒋介石从省府转移过来，软禁在前院的主楼里，待了11天时间。这起改变了中国命运走向的大事件，使这所新公馆成为万众瞩目的地方。1995年夏天，蒋介石住过的东耳房，成为了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老师的办公室。
↑上世纪90年代的张艳茜和生烟（陈瑞红）
季风：陕西作协院子沾染了柳青、王汶石、杜鹏程等文豪的秉性与气质。您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环境？
张艳茜：1954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成立之前，作协筹委会负责人王汶石带人在西安城多个地方考察选址，最后选定当时门牌号为建国路7号的“高桂滋公馆”。这个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庭院式院落作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被称为陕西省作协的办公场所，聚集了一批从延安走出来的文学家，比如胡采、柯仲平、戈壁舟、余念（玉杲）、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贺鸿钧（贺抒玉）、魏钢焰、胡征、董得理等人。柳青当时在长安县皇甫村，但《延河》杂志创刊时期，他作为终审主编，时常会回到这个院子里。这些“老延安”既会创作，也懂理论，是各方面都有着很高造诣的作家、诗人、编辑家。年轻的王愚发表了几篇评论后，也被“按图索骥”引进到了作协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被迫解散，所有人也被赶了出去，门牌号改为建国路73号。“高桂滋公馆”经历了长达8年不堪回首的时期。主楼的底层成了关押中共西北局“走资派”的地方。1975年底至1979年，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各个部门陆续从西安东木头市搬回到建国路上。门牌号改为建国路71号，机关刊物也在1977年7月恢复为《延河》名称。大门口一边挂着“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白木牌，另一边水泥门框上刻着“延河文学月刊社”的刊名。行政部门在前边院落办公，《延河》编辑部、《小说评论》编辑部以及创联部的办公室则在后面的三个四合院中。
季风：路遥不幸离世后，陕西文坛失去巨擘。陈忠实老师担任了陕西省作协主席后，他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
张艳茜：我初进入省作协上班时，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等还担任着领导职务，不过路遥、陈忠实、王愚、白描等人已经开始承担省作协的领导工作了。这些人以前我只在报刊书籍上见过他们的大名，印象中都是不平凡的人，也有种神秘感，但认识后发现他们在生活中都很平常，有着普通人一样的情感，高兴时会开怀大笑，激动时亦慷慨激昂。他们穿着朴素，走在大街上如果不点破身份，很难让人将他们和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家联系在一起。
在日渐破旧的老房子里，他们聚在一起谈文学、谈时事、谈足球，也谈论家常。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简陋的写字间，坐在嘎嘎作响的旧式藤椅上，伏向漆面斑驳的写字台。跃然纸上的文字，就使他们大不一般了。他们睿智的思想，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逐渐被放大、丰满着，为读者制造着阅读盛宴。于是，今天这个作家获奖了，明天那个作家的作品出版获得好评了，令人兴奋的讯息会接二连三地在院子里传播着。
然而，院子里相继盛开的腊梅、紫荆、丁香和海棠树，也难掩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衰败，白蚁蛀蚀了屋梁木框，每逢下大雨时，墙裂屋漏、顶棚脱落的情景便时有发生。陈忠实老师以前的办公室，就是在1995年夏天的一场大雨后成为危房的。
陈忠实老师在担任省作协主席时，首先想到的是改善作协机关办公条件。他用自己的著作《白鹿原》作为见面礼，奔波于省上有关部门，去见主管领导。报、批、要钱等施工诸事繁琐而困难重重，他却样样事都操心。热脸冷脸，他都看到了。一边敷衍着他，一边给他大谈文学的人，他也忍受了。所幸奔波最终有了结果，项目和部分资金得到了落实。1997年之后，除“高桂滋公馆”前院的主楼和喷水池保留下来，后面的三个四合院全部拆除，要在原地上盖办公大楼。那些名贵树种被砍掉了，但大楼却因一时资金不到位，让后院荒芜了好长时间，杂草丛生。1997年到2002年，“高桂滋公馆”主楼中间的房子被隔成了六个隔挡，《延河》《小说评论》编辑部和创联部被安置在这里。东侧耳房是陈忠实老师的办公室，我们进进出出经常见面。冬季时，他也和我们一样，会生起蜂窝煤炉取暖，有时见到他被煤灰充鼻，或者面颊上不小心带着一片煤黑从面前走过。下班后，我们走的是同一条回家的巷子，进同一栋的家属楼。2002年，办公大楼矗立在原来三个老式四合院的位置上。但曾经带给大家含蓄、内敛、欢快、健康又温情脉脉的记忆以及文学春天般的温馨舒畅日子，仿佛也随着那三个老式的四合院一同消失了。
2016年4月29日，陈老师噩耗传来的那个上午，我赶往建国路的省作协单位，希望在“高桂滋公馆”主楼为他布置吊唁厅。1992年11月17日路遥去世时，我和省作协的所有工作人员，就曾在省作协大院参与了路遥的丧仪工作，剪裁、折叠白花，布置吊唁厅，摆挂挽幛和挽联花圈，接待前来吊唁的四方朋友、八方读者……我虽然调离了省作协，但仍希望为陈忠实老师做这最后的事情，但被告知这些工作都由专业人士负责，无需其他人帮忙。
我当时落寞得站立了许久，茫然地望向旁边的东耳房，时过境迁，那间房子早换了主人，没有了他的气息。但我知道因为陈忠实老师，还会让人们将目光投向这里。
↑张艳茜（左一）和同班同学
季风：您大学毕业待分配时，正是内地文学热的年代，社会上年轻人处处热烈兴奋地谈论、交流着一切与文学有关的话题，有些单位还会邀请知名作家来作报告，为文学青年指导写作。您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做小说编辑的吗？
张艳茜：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并且是年轻人视为神圣事业的时代。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整个文坛都为之震动。即使是一个毛头小子，只要从事了文学创作，作品发表后都会让他身价倍增，从此改变了命运。因文学而改变个人命运的大有人在，与文学相关的人和事被崇仰着、高看着。比如高考制度恢复后，从1977年起，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中文系一直很骄傲地只录取第一志愿的学生。当时的征婚广告中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本人喜欢文学，要找一个喜欢文学的人相伴”。被当成作家成长摇篮的文学期刊，其影响力和发行量之大，永远是后来的印刷品无法企及的。
1985年7月，我作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的学生，正面临着职业的选择。某天中午，提前留校的同班同学透露消息给我说，晚上省作协《延河》主编一行人要来中文系与班上同学座谈，目的是为杂志选编辑。因为知道自己不是当作家的料，我并没有在意这件事，自我感觉比较适合去高校做名教师。刚巧也有几所高校的用人指标，我还来到了其中的一所，悄悄在校园里走了一遭，就像提前侦察环境一样。
主编白描率领几位编辑来与我们班同学座谈时，我和其他女生负责为他们端茶倒水。我坐的位置在白描的身后，根本没有打算发言，于是静静地听同学们侃侃而谈。没想到白描突然一转身，看着我说：“请这位女同学谈谈对《延河》月刊社的认识。”我愣怔了片刻，不知该说什么，着急涨红了脸时，也随即有了问题问他：“《延河》的编辑是怎样对待普通作者投稿的？”座谈会后，我被告知西大中文系和《延河》编辑部两方商定，将我分配到省作协《延河》做编辑工作。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我的那个幼稚问题让我在《延河》杂志看了二十多年普通作者来稿，也写了二十多年的退稿信。
季风：“跟着师傅，你会走进了历史”，是某个电影里的台词；包括“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意思和有修养的大人物在一起，日久天长，普通人也有不寻常的作为。是否那些作家影响到了您，让您后来努力写作，由普通小说编辑成为有社会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张艳茜：1985年7月15日，我正式成为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的一名编辑。8月初，在省作协前排的简易客房安顿下来。20号一大早，我就看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以及主编白描等30多人，浩浩荡荡地乘坐上一辆大巴车，去参加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陕西省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看着那辆大巴车在眼前“绝尘而去”，我好生失落，也感到自己来作家协会就是个误会。因为我要想成为那辆车上的一员，此生恐怕都难以实现。某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看稿时，路遥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坐在我桌前的沙发上，与我谈了省作协目前的现状。他说：“不能因为客观现状影响自己的情绪，要学会把握自己，咬紧牙多看些书，多写作品。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追求崇高的目标，要为自己树立理想。”接着，他谈了读我写的几篇作品的感觉，还向我推荐他喜欢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霍·阿·布恩蒂亚又付了五个里亚尔，就像出庭作证的人把手放在《圣经》上一样，庄严地将手放在冰块上，说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路遥竟然轻松而庄重地背诵出的这段情节。这次的交流，释解了我好久不敢和他打招呼带来的不安，同时也明显对我写作欲望是一种激励。当时省作协大院里，还有严谨耿直的编辑前辈董得理；有才气与勇气兼备、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期刊主编白描；还有平时住在乡下，每月来几次，勤奋而敏于思考的作家陈忠实；有善解人意、平和敬业的诗人晓雷；有英年早逝、风趣幽默的作家邹志安等。路遥只要是有了闲暇，也会和这些人一起聚集，在我住处旁边的《延河》编辑部小院，喝着作家王观胜冲好的茶水、咖啡，谈时政，谈文学，谈创作，也谈生活。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指点，那种自然形成的文学沙龙，给当时的作协机关制造了一种和谐向上的气氛，而且形成一种感召力，激发着年轻人的创作热情。所谓“近朱者赤”，这其中受到影响的，就有随遇而安、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做好编辑本职工作的我。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8期的《延河》上。当时有一个争鸣栏目，要为一篇有争议的小说配发两种观点对立的评论，主编白描吩咐我来完成反方评论，于是我写下了题为《两个艺术天地》的评论；之后又在《小说评论》1986年5期，发表了《读王安忆中篇小说〈荒山之恋〉》的评论。这也是我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我很幸运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就能连续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很是自鸣得意。以为写作啊，发表文章啊，都是很容易的事。后来才感觉这是极其艰辛的道路。写好文章要有许多的准备，诸如知识和经验积累，感悟和想象的能力，思考及语言的智慧。每个写作者一定是依赖于自己的个人经验去写作，才能在写作过程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感觉。这些经验，与写作者的生存、生活体验密切相关。也同样需要真诚地走近它，呼唤它，开掘它，才能使它舒缓或奔流湍急地涌动在笔端，凝成文字。这样的文章也会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已故的评论家王愚先生曾经说过：“假中出真那是虚伪，真中造假那是艺术。”这句话终究没有很好解答出我心中对某些“人不如其文”的困惑。对我而言，只有两个字：真诚！无论做人还是为文。季风：“建国路83号”，不仅仅是收发信函的普通门牌号，您在里面见证了一段很重要的荣耀历史。有关以前主人们的信息，网络和社会上传说，大多从您的文章里抠出来的，并不是真正有过亲密的过往和细腻的交情。路遥去世了很久，他的作品依然被无数读者认真阅读，他的人格故事也处处传颂。您怎么看待被誉为“文学夸父”的路遥和他的作品？张艳茜：路遥去世距今已有30年了，但对于路遥的作品阅读，却在一直持续升温。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早上从中午开始》，也赢得了持续而广泛的市场，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文学现象。改革开放40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作家过世多年后，却让人们越来越怀念他；至今还没有某个作家随着他离开世界的时间越久，他的作品却愈来愈有生命力。关于这个现象，有人说是读者阅读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不敢低估大众的水平。路遥的作品里充溢着温情和善良，也有励志的作用，同时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意义，使得路遥和他的作品影响力延续至今。路遥长达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如果从作品思想性考察，可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先锋之作。后来谈论的“三农”问题、日益尖锐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在1982年发表的《人生》里，路遥就早早提出来了。路遥的作品触及到了社会不公的原罪。高加林这个农村青年，因为他的户籍、身份，就天然地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平等的待遇。只能去城里挑大粪，不能爱城市里的女性，因为这是社会制度的缺陷。他的百万巨著《平凡的世界》，与《人生》具有相当一致的精神，路遥用自己苦难的经历和结实的笔触，塑造了一批希望通过自身奋斗试图改变命运的青年农民形象。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身上，延续着高加林一样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人生追求。路遥的作品中大多人物都有原型，很逼近生活真实，读者通过他的作品，能多角度解读社会、剖析现实。显然，这些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路遥还以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激励、鼓舞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正因为如此，路遥的作品才在三十多年里常读不衰。
季风：您深情地说陈忠实老师，除却了他身上耀眼的光环，着实就像一位邻家可敬可爱的老大哥。一晃他也成为被我们共同缅怀和追忆的人物。您能说说和您的这位“邻家的老大哥”初识印象么？张艳茜：我与陈忠实老师共事28年，虽然我在2013年调离了省作协，但我们并没有断过联系。2016年陈忠实老师不幸逝世，我与他相处、认识的时间算起来，有整整三十年。第一次见到陈忠实老师，是在1986年的元月某天。他随着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泰国考察归来，所有工作人员集中在前院的办公室，听他讲述泰国之行的见闻和感受。我坐的位置略远，办公室的光线也不好，但陈老师穿棉衣坐在窗边，面容轮廓很清晰。那是朴实厚道的关中人模样，面颊还没有后来那样多褶皱。他操着地道关中方言讲述，声音浑厚，听起来很亲切。与第一次见到的路遥情景完全不同，我竟没有怯生生的感觉。2000年，陕西省作协发生了体制上的大变化，陈忠实老师再次回到写作《白鹿原》的祖居老屋。他有一篇文章《60岁后回白鹿原，泪眼模糊》，就是他当时的内心情绪真实呈现。他说当他告别城市里的老妻和儿女，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这一年他59岁，说是摸到60岁的人了。他问自己：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他在老屋住了两年，像隐居了两年。这两年的“隐居”，他重新打量世事和人事的同时，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两年的最大收获，应该说是他又一次的“精神剥离”。从老屋回来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和善宽厚的邻家大哥。古代王明阳先生的立德、立功、立言，所说的三不朽，我认为陈忠实老师做到了。他写作了一部可以垫棺作枕的巨作，也将自己修炼出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人格魅力和人生境界。
↑2010年在陈忠实文学馆
季风：您在陈忠实老师手下工作很久，能否公开些与他工作、生活相处的旧事，让大家了解这位著名文学家写作之外，还有另一面鲜为人知的故事？张艳茜：1988年5期，《延河》杂志社编辑了“陕西作家农村题材小说专号”。这一期专号，由贾平凹、邹志安、陈忠实、王宝成、京夫、王蓬等15人组成的强大阵容，集中展示了陕西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是陈忠实老师的《轱辘子客》，这个短篇小说将一个赌徒描写得生动而有趣。我当时真是年轻又胆大，发现有一千字的描写游离于叙述之外，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刊物出版后，陈老师见到我，呵呵笑着说：“小张，你把我一条烟钱给删没了。”那时稿费标准是每千字15元，大概是一条中档烟钱。陈老师去世后，我找出《延河》的合订本，阅读这篇他将近30年前的旧作，读着读着，泪眼模糊。我在想若是现在，我是否还能毫无顾忌地对著名作家的文稿大胆地动刀子？或者，当时不是陈忠实而是别人，那个作家会轻易饶过我这个小编辑吗？我极力做到稿件面前人人平等，但换作其他作家的表现，就很难说了。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白鹿原》。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达14850册。也是这年6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忠实老师当选为省作协主席。当选主席后的陈忠实深知作家们生活不易，创作不易，身在其位得谋其政。他放下身段，全身心地投入要为陕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一些实事。这对他来说是不小的牺牲。陈忠实老师为作家们和作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当时作协的办公条件极差，为争取建办公楼经费，他去见省上负责人，冷脸、热脸都遭遇过，最终将办公大楼建起来了。这种付出对他很有影响，起码没有整块的时间投入写作了。有一年，北京一家出版社的女编辑来西安组稿，晚上我们接待了编辑，编辑希望能靠实陈忠实老师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合同上的书名空着，只需要写一个书名，和陈老师的签名。一切都提前准备好了。陈老师说：“我目前没有写作长篇的计划，要写，也可能写《蓝袍先生》类似的内容。”编辑很执着，坚持一定要陈忠实老师把下一部的作品给她。陈老师只好在合同的空白书名里，写了《下一部》三个字。（这可能是对怕空手回去不好交差的女编辑最善良的敷衍。）1993年省作协换届会的理事会上，陈忠实突然点我的名，我一时惊住，不知所措地站起身。当时我是《延河》小说组组长，陈老师要将我介绍给理事会的作家们，让我尽快与他们熟悉，以便组稿方便。1995年6月，《延河》编辑一期“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组来了9位当时很有实力的作家作品。编辑好后，我请陈忠实为这期专号撰写主编寄语，他欣然答应了。并对我说，一定让我将文稿排序后再交给他。我遵意拟好排序目录，一并送到他手中。几天后他将文稿还给我的同时，也有写好的主编寄语。在近三千字的文章中，文中和文尾，他两次感慨“生命易老，文学不死”。他对我说：起初让我做好排序，就是要看看我的编辑感觉是否与他的阅读感觉相吻合。他很高兴，因为我们俩的审美标准是一致的。他还说，我用杨争光的短篇小说《代表》做本期头题，能压得住，没有任何问题。
季风：陈忠实老师对年轻人的特别关爱和培养，可谓不少，那时受否他把《延河》杂志的重担压在您的身上？张艳茜：1995年8月，刚刚32岁的我在陈忠实主席力主下，被任命为《延河》副主编。任命公布后，陈老师对大家介绍我说：“在先后进入这个老宅深院的年轻人里，张艳茜是唯一的一个女性，不仅年轻，而且靓丽，性格又很开朗，响亮的笑声给这个老屋旧院平添了鲜活的生气，浮动着勃勃生机，与正在潮涌着的文艺复兴的氛围相呼应。因为张艳茜工作的认真和对《延河》的热爱，她肯定胜任这个职务。”陈忠实老师兼任《延河》主编的那些年，并不参与日常编辑工作，偶尔有作者将文稿寄到他的名下，他转来时一定会叮咛：要以作品质量为准则。当时财政拨款每年只有10万元，可谓举步维艰。每当遇到财政困难，陈老师便想方设法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他不放过任何崇拜他并要与他相识的企业家，希望得到对方经济上的援手，来支持《延河》杂志。也是热脸、冷脸都遭遇过。他常感叹从别人口袋里要钱真是为难。正因为我们背靠大树，才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当时稿费标准不高，又不能及时发放，但我们从不欠作家们的稿费。1998年的元月号，我们编辑了一期“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我再次请陈老师为这一期专号撰写主编寄语。做事认真的陈老师阅读了全部文稿，写下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主编寄语。后来，他出版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一书。由我约稿的主编寄语，引出了一部新著，让我这个做编辑的多少有些自得。 2005年，我与和我生命早成为一体的《延河》杂志撕裂开来，在痛苦中难以自拔。陈忠实老师对当时的状况了然于心，但无力改变。他安慰我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你还年轻，也很坚强，目光放长远一些。”在他的激励下，我在2013年底调动到了陕西省社科院工作。陈老师得到我成功调动的消息后，打来电话祝贺，并叮咛我说：不要放弃写作。还说，有需要他帮助时一定要告诉他。2005年之后，虽然和陈老师没有如以往在工作上保持密切交往，但我们关系却越走越近。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作者遇到困难，只要与他言语一声，他立即出手相助。某个残疾作家遇到困难，他会想办法解决困难。路遥的小弟弟得了家族遗传疾病，陈老师先带头捐款，然后号召大家给捐款。那些年，只要陈老师有时间，几个与他脾性相合的朋友组成了一起聚餐的圈子。尤其到了春节，是一定要在一起餐叙的。陈老师都要事先声明：由他付账，谁要是与他抢，他要跟谁急的。2011年11月2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忠实老师又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待他从北京回来，我召集了十几位朋友为他举办庆贺会。那天他沉浸在与大家聚会的欢乐之中，而我们也同他一起忘记了聚餐的主题。直到2015年3月，他生病住院之后，这样欢乐的餐叙才被迫停止。
季风：您写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貂蝉》，众多周知，貂蝉仅仅是古典文学作品里的虚构人物，是否在米脂县的地方上，历史上真有这么个美女原型？张艳茜：古代素有四大美女的传说，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四位女性，其中令皎月为之躲闪的貂蝉，却不曾在任何史书上出现过她的名字。罗贯中于刚劲有力的笔墨中，添加了几笔淡淡的轻柔，就让一个光彩夺目、聪慧伶俐、善良温柔的女子，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这是唯一有关貂蝉的文字。罗贯中以“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写就了《三国演义》。究竟貂蝉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罗贯中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2008年到2010年，我在米脂县政府挂职副县长期间，接受了写作任务，就是写命题小说《貂蝉》，起初我很是犯愁。当我无数次走进起伏在黄土高坡的农家窑洞，盘腿坐在土炕上，在冬暖夏凉的窑洞里一觉醒来，聆听赶集归来的老乡讲述远古的故事时，我隐隐感觉，一个传说中的“米脂婆姨”正在牢牢地牵引我。我仿佛是应了名叫貂蝉的“米脂婆姨”召唤，千里迢迢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积蓄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尘埃，一层一层地被拂去，那个清丽、善良、灵秀和深明大义的绝色女子，慢慢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我越来越相信貂蝉的真实存在，相信她在这片黄土地上快乐地生活过。所以，无论大家因“貂蝉”发生怎样的争论，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会对这个美丽女子充满敬意、痛惜和感慨。
来源：阳光报文字整理/季风 图片提供/张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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