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谈 | 国立武汉大学的英伦印记
原文19888字，本文14375字
2018年1月31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访问武汉大学，在历史上武大与英国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作者吴骁废寝忘食了一个星期的心血，虽然长，却值得一读。
作为一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异军突起、并已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被时人誉为“后起之秀”的新兴名校，国立武汉大学与当时作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的英国可以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乃是间接拜后者所赐，并在这一过程中留下了不少与后者有关的深深的烙印，其办学成就最终也得到了后者的高度关注与充分认可。这段独特的历史渊源，对于双方来说，都将永远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一、武大1928：留英“海归”全面执掌校政
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8月，校长张继煦辞职，在此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学校的校长人选一直都悬而未决，其间，教育部曾一度委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李四光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学硕士）为武昌师大校长，而这也是留英学人首次成为武汉大学校长人选。
当时，武昌师大学生为尽早解决校长问题，曾多次向教育部请愿，最终于当年12月先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并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冶金研究科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石瑛被委任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石瑛于1925年1月来校就职，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留英出身的校长。随后，石瑛又聘李四光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理工院院长，而学校也于当年4月正式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尽管石瑛和李四光在校任职均不满一年便先后离去，但至少也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首开留英学人执掌校政之先河。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将国立武昌大学与武汉地区的其他几所国立和省立大学合并组建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底，学校被国民党桂系军阀武力解散。1928年春，新上任不久的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计划利用武昌中山大学的原有基础，将其改组为湖北大学。在湖北大学的筹备过程中，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介入，对其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干涉，不仅将这所正在改组重建中的大学之校名正式确定为“国立武汉大学”，而且还将自己当年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的众多门生故吏如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皮宗石、陈源等人大量“空降”到这所大学之内。这批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校友，基本上都有过一段共同的人生经历，那就是曾经留学英国，如果再加上其他一些在武大担任各种要职的非北大出身的留英学人，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过程中，众多留英“海归”人士毫无疑问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1928年6月13日，蔡元培正式任命了9位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其中就有5人曾留学英国——王世杰、任凯南均为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李四光为伯明翰大学地质学硕士，周鲠生为爱丁堡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黄建中则曾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随后，王世杰提出辞职，蔡元培又改派王星拱为筹备委员，其亦为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化学硕士。在学校正式成立之后，留美的代理校长刘树杞于1929年离职，从1929年到1949年，留英的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先后担任校长，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皮宗石、杨端六、刘秉麟则先后担任法学院院长。1929－1939年间，留英的王星拱曾两度兼任理学院院长。1930－1939年，曾先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并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陈源担任文学院第二任院长。
1929－1944年，前述留英的石瑛、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务学校毕业的邵逸周、格拉斯哥大学机械工学士与电气工学士谭声乙先后担任工学院院长。由上充分可见，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绝大多数校务负责人均有留学英国的经历，至于广大教职员中的留英人士，那更是不胜枚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来校任教的武大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教授袁昌英，曾于1921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第一位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对此，路透社还专门发了电讯稿，《泰晤士报》也刊登了这则报道。当然，当时武大教职员中曾留学法、德、美、日等国的也为数不少（上述众多留英者中亦有少数曾有留学他国的经历），但就总体而言，留学其他国家的就算全部加起来，其数量也比不上有留英经历的教职员，因此，毫无疑问，1928年改组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乃是一所由北大校友与留英学人全面执掌校政的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部分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巴黎的合影，其中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杨端六等人均曾留学英国，且后来均为国立武汉大学建校早期的重要教职员
二、办学过程中对英国文化教育的推崇与引介
在国立武汉大学主持校政的这些留英“海归”学人，他们从英伦三岛这个世界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充分地领略和学习到了各种自由、民主、开放的思想意识，高度的科学精神，还有英伦特有的“绅士风度”，并将它们带回到了祖国故土，进而在自己一手创办的武汉大学发扬光大，努力将各种“英伦风范”潜移默化地灌注于平日的实际办学活动之中。
1929年6月3日，刚刚上任不久的王世杰校长为全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大学教育的目的》的演讲。他指出，与德、法、日等国大学侧重于“智育的训练”，“灌输高深知识，是要把学生造成一种学者Scholar”有所不同的是，英美的大学更倾向于“养成健全人格，是要把学生造成一个‘上等人’Gentleman”。在他看来，“在大学教育的计划上，人格的训练纵不能较重于知识的灌输，至少，也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的地位”，“英美的大学，对于学生人格的训练，在设立种种制度，使学生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许多优美的习惯”。对此，他列举了若干事例，其中一例如下：
就体育而言，他们学校里的足球，网球，篮球，等等游戏，不只在锻炼学生的身体，并且含着道德的训练的意义。譬如将游戏者分为若干队，使各队的队员，对于本队的成败处处负责，便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合作的习惯。而队与队之间，各须依照一定的规律以争胜负——这就是英美人之所谓Fair Play——更是养成学生们的公正勇迈的习惯。
正是以“英美的大学”为参照，王世杰最后提出：“本校还在一个草创时期，但从今后起，应该把高尚人格的训练和高深知识的灌输一样的看作本校教育努力的目标。”
无独有偶，曾经为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建作出过决定性贡献、堪称武大“精神教父”的蔡元培先生，在1932年5月26日出席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时，也在自己的演讲中发表了与王世杰类似的观点：
兄弟以为大学目的有二，一为研究学问，二为培养人格。欧洲大学，多有偏重，例如大陆派大学，如德法两国，大学概取放任，认定大学生应自知注重学问，而英美则不然，尤其是英国，如剑桥牛津两大学，则特别注重人格之陶冶，对于学生一举一动，随时加以深刻注意，学生言语行动，须绅士化，出外一律须着制服，教职员常常出外监督学生行动，使学生绝对养成高尚之人格。此外如英国之大学，均注重于体育，运动竞赛，竞渡，足球之比赛，全国注目，于运动中养成公德，虽因竞争而失败，亦所甘心，如果在运动时，有侥幸取胜，或则作弊取胜，大家觉得是最羞耻的一件事。中国办大学，过去多注重于学问方面，故多采取大陆派，及后渐渐觉悟，采学问与人格双方并重。盖学问方面，其重要点在设备之完善，如标本仪器图书之充足，教员之能指导学生，提起兴趣，而养成人格之伟大，习惯之高尚，尤为重要，故吾人大学教育，应学问与人格并重。
除此之外，在武汉大学的新校舍建设方面，蔡元培还提出，“武汉为水陆中心，地点在全国很重要，应该建一合科学的美化的大学……照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办法，无论建筑及一切设备，均须依照大学的设计而行，否则即不‘和谐’”。
1933年继王世杰之后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完全承袭了王世杰与蔡元培提出的上述师法英美大学的办学方针。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曾在英国留学8年，在化学与科学哲学方面均有不少建树的优秀学者，王星拱平日在教导武大学生时，经常会将一些英国著名学者的成就事例信手拈来，有时还会拿他自己早年在英国的求学经历进行现身说法。
1929年10月7日，他在一次演说中举例指出：“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之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都是在数十年之后。英国斯密亚当著原富论，以自由竞争为致富之原，这种学说……在工业先进的英国，它实在曾经做过鼓励工业的工具。”基于类似的一些“多不胜举”的例子，他谆谆告诫武大学生：“总之，我们研究学术，不能有求速效的心思。”
除了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之外，当时国立武汉大学各个学科专业的留英教师们，也大多都会在平时的教学或演讲中向武大学生讲述他们的英伦见闻，客观地介绍和分析英国的教育与社会文化中的一些优点乃至弊病。比如文学院院长、外文系教授陈源在与武大学生探讨“怎样做笔记”、“学习外国文”、“读书与环境”等问题时，就曾多次以英国社会和学术文化界的各种名人言行与趣闻逸事作为例证。再如1935年11月25日，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缪培基，刚刚回国来到武大任教不久，就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英伦到何处去？》的精彩演讲。
总之，国立武汉大学的这些留英派学者与领导人，长期致力于用英国社会的先进文化与教育理念来熏陶和指引广大师生，这对于当时的武汉大学逐渐形成带有一定“英伦”特色的优良校风、学风，无疑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与深远的影响。
三、从开创英文学科到高度重视英文教学
在19世纪前后，随着英国在世界各地所进行的大规模殖民扩张活动，并且长期占据世界霸主地位，英语也逐渐成为全世界最为通行的一门国际语言。湖北省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建校初期的“英语学科预科英文教员”孙家声，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工业学校电气科，后来又曾担任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武汉大学经济学科的前身）的“英文专任教员”堪称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有留学英国经历的教师。
1916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一年级学生合影，后排右三为陈潭秋（时名陈澄），右一为章伯钧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学校很快就决定高度重视和加强英文教学。1930年4月3日，国立武汉大学第70次校务会议议决通过了“本科各学系设置基本英文科目案”，明确规定：“1、自下学年始本科各学系第一学年概设基本英文科目，每周三小时；2、各生基本英文科目于第一学年考试不及格时，应续习一学年（于次年补习），如第二学年仍不及格，即令其他科目及格，亦不得升级。”随后，王世杰校长向全体学生解释道，这一“议决案的目的，是想本校本科学生经此项课目及校中其他课目之训练，能得到阅览西书的完全自由”，当年，学校还先后成立了“基本英文课程委员会”和“第一外国语委员会”，其委员大多为曾留学英国的各级教职员，而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们也都具有很高的英文水平。
由于学校的高度重视，再加上师资优良，教学要求也极为严格，除了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基本英文”课程外，有很多学科的专业课程甚至直接采用国外的原版教材或教学参考书来进行教学，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武大学生的英文水平，当时，有不少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甚至是直接用英文写成的。总之，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所获得的扎实的英文功底，对于广大学生日后的学业深造与事业发展无疑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四、李顿调查团参观珞珈山新校舍
20世纪30年代初，国立武汉大学开始在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新校舍建设。随后，“珞珈既声誉日隆，自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其著者为当时国际联盟调查团之远来珞珈考察”。1932年1月，应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国际联盟最终成立了一个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前往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基本情况，其团长为英国人李顿（Victor Bulwer Lytton）伯爵，故又被称为“李顿调查团”。
1932年4月5日，国联调查团参观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并与武大部分教职员在文学院大楼（学校行政办公室所在地）前合影，其中前排左二为调查团团长李顿，第二排中立者为中国代表及顾问顾维钧，前排右三为校长王世杰，右二为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王星拱，右一为工学院院长邵逸周，左一为文学院院长陈源
1932年4月5日下午，国联调查团与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一行来到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参观。据汤商皓回忆，李顿等人在校园内下车后，“皆仰视此一依山而建立高耸庞大校舍，欣然动容”，随后，他便“欣悉”出来迎接他的几位学校负责人均为留英出身，“言语便捷，致交谈融洽”。在学校举行的招待茶会上，理学院教授钟心煊、工学院教授赵师梅、法学院教授梅汝璈、文学院教授高君珊等四人代表武汉大学的全体教授，向李顿递交了一封意见书，表达了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诉求，著名国家法专家周鲠生教授也与其进行了简单交流。最后，李顿等人又乘车“绕行武大校舍一周”，“由校长座车前导”，“纵览珞珈之山光与东湖之水色……每至一处皆停车暂驻，由校长或邵院长分别说明校务革新与建设工程进度诸情况，每令听者悦服”。
参观完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之后，李顿曾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称赞其“位置极好，群山环抱，湖光山色，风景宜人”。当晚，国联调查团离开武汉，临行前，李顿“对记者发表此行之印象谈话”时声称：“至于武汉大学，诚为最完备之学府，其建设尤为美观而坚固。总之我们此次到汉口来，及在上海南京等地的观察，觉得贵国已经在积极着手于物质方面的建设，一切的一切，皆给我们以事实上的证明。”由此可见，国立武汉大学当时在武昌珞珈山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新校舍建设，给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李顿等人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而这对于提高当时中国的国际声誉也会在无形之中产生不小的影响。
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武大的鼎力资助
1922年，英国政府决定将本国本年度以后所应得的“庚子赔款”全部退还给中国。1930年，两国政府正式就中英庚款问题签订协议，决定将英国退还的庚款大部分用于经济建设事业，其利息则全数用于教育文化事业。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demnity Funds Remit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正式成立。但中英庚款息金收入可供支配者仅有131.7万余元，其中能用于补助各高等教育及研究机关的款项更不过42万元，尽管如此，该会对于武汉大学的请款要求仍非常照顾，最终决定补助武大工学院建筑费12万元，分3年平均拨给，并另赠讲座1席，每年补助1万元，以3年为限，共计15万元。在经费落实之后，作为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工学院大楼，最终于1934年9月破土动工，1936年1月落成，大楼内除了嵌有一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国立武汉大学建”的奠基纪念碑之外，还另外镶嵌了两块分别镌刻着“纪念中英庚款董事会协助本院建筑设备”与“纪念平汉铁路管理局协助本院建筑设备”的石碑，以示对这两家社会团体的诚挚感谢与永久纪念。工学院大楼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改为行政大楼，并一直使用至今。
1936年在珞珈山北麓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大楼建筑群（现为学校行政大楼），曾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部分建筑经费，其右侧正在施工中的建筑为华中水工试验所（现为武汉大学档案馆），1937年6月，该会原拟资助该试验所部分设备经费，并继续资助工学院若干建筑经费，但不久后因抗战爆发未果
武汉大学行政大楼（原工学院大楼）内的纪念碑（刘文祥摄）
六、从聘请英籍教师到招收英国留学生
1930年，武汉大学在决定开设“基本英文”课程的同时，为了提高英文教学水平，还开始直接聘请英国籍的语言教师来校任教，并在当年首先聘请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华中大学教授安得孙（David F. Anderson）以及伦敦福禄贝尔教育学院毕业的希尔（D. Hill）女士为本校讲师，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最早的两位英籍教师，可惜此二人在武大任教未满一年便先后离校。1932年8月，学校又聘请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文学士欧卓志（G. Osborne）为文学院讲师，可惜第二年他也离校而去。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10月，经英国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转荐”，曾就读于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的奥地利人捷希（Edith Czech-Rectensee）女士应武汉大学之聘来校担任文学院教授，她“精通七八国语言文字”，除了讲授“基本英文”之外，还先后开设了“拉丁文”、“俄文”、“语言学”、“外国语教学法”等课程，直到1938年4月离职。
1933年，以英国驻华公使蓝溥生（Miles Lampson）为首的十多位英国友好人士，决定发起成立一个“中英文化协会”，并得到了数十位多为“留学英伦回国之士”的中国政界、学界名流的积极响应。当年10月，中英文化协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在中英两国的55位“发起人”中，就有王世杰、王星拱、石瑛、李四光、周鲠生、陈源、陈剑翛、黄建中等8人为武汉大学校友，其中，王世杰与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开度甘（Alexander Cadogan）一同被选举为会长，石瑛为总干事，周鲠生、陈剑翛为干事。
1934年7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武汉大学设立了一个“英国文学讲座”，后经中英文化协会介绍，由中国驻英使馆与英国伦敦各大学中国委员会共同选定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的伊尔文（又译欧尔文、欧文，Magnus Irvine）担任此项讲座。当年10月，伊尔文来校任教，但由于他“对于文学兴趣比较薄弱”，至1935年6月“试聘一年期满后即辞职返国”。随后，学校又委托中英文化协会转托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与英国伦敦各大学中国委员会介绍并代为聘定了著名青年诗人、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朱利安·贝尔（又译培尔、裴尔，Julian Bell）来校担任英国文学讲座。1935年10月，贝尔来到武大后，在外国文学系开设了“高级英文及作文”、“莎士比亚”、“近代文学及其背景”等多门重要课程。由于贝尔“为英国有名学者，对于我国学术，颇感兴趣”，“对于教学颇能负责，热心讲授，学生受益颇多”，遂于1936年6月试聘期满后获得续聘。在新的学年里，他还增开了一门为外国文学系与中国文学系学生共同讲授的“文学批评”课程。然而，到了1937年初，贝尔却因故提前辞职回国，导致武汉大学的“英国文学讲座”人选就此虚悬。当年10月，学校又聘请了英国牛津大学圣埃德穆学院文学硕士哈维（Leo Harvey）为外国文学系教授。1938年3月，因武汉大学开始西迁四川乐山，哈维也辞职离校。
除此之外，中英文化协会当时还与英国伦敦各大学中国委员会商定，每年由该委员会选聘一位专家来华赴各地讲演，以“沟通中英文化，联络中英友谊”。在其安排下，1933年10月下旬，英国牛津大学女子学院院长弗来（Margery Fry）女士与米切里司（Michelis）女士来到武汉大学讲学，在连续4天的时间里，就“英国政府及舆论”、英国教育与社会运动等问题先后进行了5场学术演讲；1934年11月4日，英国合作学专家斯曲克伦（又译石德兰，C. F. Strickland）来到武汉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合作之意义》的演讲。
1936年秋，武汉大学突然出现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位女学生慕名来到武大学习中国文学！这位英国女士名叫Inmas Jackson，中文名贾克森，此前曾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了半年书，已具备一定的汉学基础，来武大是想从刘永济教授学词，从徐天闵教授学诗。当年9月18日，国立武汉大学第284次校务会议专门讨论了“英国牛津大学女生JACKSON请求入校学习中文案”，最后作出决议：“因系外籍，且为大学毕业，准予受试后入中国文学系听讲，但不负住宿责任。”随后，该生便插入武大中文系三年级就读，成为武汉大学有史以来所招收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据当时与她同班学习的武大中文系校友周辉鹤回忆，贾克森女士“自称是仰慕并且热爱中国文化的”，“除肤色无法改变外”，“发型是中国式，穿的是中国旗袍”，而且还吸中国烟，喝中国酒（“据说是受中国诗人的影响”），吃中国菜，写中国字，改中国诗，只可惜她在武汉大学只学习了半年多的时间便回国了，鉴于她如此“执着地追求中国文化，相信她回国后一定是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
国立武汉大学决议批准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贾克森（Inmas Jackson）入校学习的校务会议记录（1936年9月18日）
七、“颇具有牛津风味”的战时流亡大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春，由于武汉形势危急，国立武汉大学便开始西迁四川乐山（古称嘉定、嘉州）。尽管学校从一个地理位置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中部大都市迁到了西部边陲地带的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城，然而，此时的武汉大学，并没有随之而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学校与国内外学术教育界依然始终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仅就校中的“英伦印记”而言，不管是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迁到珞珈山新校舍，还是从珞珈山迁到战时校址乐山，来自万里之遥的英伦三岛的影响与熏陶都从未间断过。
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之时，校中的外籍教师全部离校，不过，到了年底，当时在香港工作的许地山受武大文学院院长陈源的委托，为学校物色到了一位曾经在澳门教过19年英文的英国人李那（George H. Rainer）来校担任外国文学系教授，此人虽然从来没有受过传统的学校教育，但因其操着一口地道的伦敦口音，非常有利于培养中国学生正确、标准的英语发音，于是，在抗战时期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外籍师资尤为难觅的情况下，其最终成为了武汉大学在战时校址乐山办学期间全校唯一的英籍教师。
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之后，学校的英文教学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据当时的武大学生所言，“一方面由于当局的鼓励，他方面由于同学的自觉，同学们对于英文的兴趣，突然增加起来，英语练习会一类的组织非常的多”。学校此前只是在一年级开设了一门“基本英文”课程，而这“对于英文有志深造之同学，颇感不足”，于是，应广大学生的请求，学校在1939年又专门开设了“第二年英文”，“选修者异常踊跃，每次上课时，迟到之同学，辄至伫立窗外，无法挤入教室”，“开了一班，又开一班，还是容纳不了”，最后，“学校当局鉴于同学英文兴趣之日增”，又在一年后开设了“第三年英文”，选修者仍然极为踊跃。
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本科毕业生彭少逸（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涂主珍分别于1939年和1943年直接用英文作成的毕业论文，但要求极为严厉的“指导教授”叶峤在评阅后分别只给了“及格”和“六十分”
在整个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又添聘了很多曾经留学英国的优秀学者来校任教，如曾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与伦敦大学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获得者、素有“东方黑格尔”之美誉的张颐，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毕业的历史学家杨人楩，曾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著名法学家李浩培、王铁崖，爱丁堡大学数学博士李华宗，剑桥大学物理学硕士李国鼎，伦敦大学物理学博士胡乾善，伦敦大学冶金学硕士邵象华，等等。
与以往的东厂口－珞珈山时代一样，到了乐山时期，武汉大学的学生仍然能够源源不断地从本校的留英教授们那里接触和领略到不少“英伦风范”。如在1940年2月12日，刚刚从英国学成归国不久的法律系新聘教授李浩培，就为广大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关于英国的观察》的演讲，他从法律专业的角度出发，列举了自己在英国耳闻目睹的大量事例，一一阐述了“英国民族”的几大突出优点——“能自治，很有秩序”；作为“德谟克拉西的先进国家”，“其人民的智识程度”甚高；作为“世界有名之法治国家”，“司法独立，世所共称，法官廉洁，亦属公认”，仿佛是为当时正在落后挨打、救亡图存的艰难时世中苦心求索的莘莘学子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现代文明的窗口。1941年3月，刚刚出任学校教务长的外文系名教授朱光潜，在其发表于校刊上的《说校风》一文中，则特别指出：“优良的校风必须养成宏毅豁达的胸襟气宇……在英国做政治文化工作的人大半是由牛津剑桥几个著名大学出身的，他们在校时尽管学的不外法学医学神学文学哲学之类，而社会上做事，却不必很狭义地应用其所学。就因为这些大学所偏重的不仅在专门学问，而尤在养成一种特殊的胸襟气宇，即英国人所说的Gentleman的风度。这种胸襟气宇的教育也是我国向来所注重的。”
在战时校址四川乐山，国立武汉大学依然始终保持着战前在东厂口－珞珈山时代便已形成的优良校风。据武大校友鲁珊所言，“乐嘉山水，秀美安静，使同学们徜徉其间，自我督促，自我发奋，各求所得。毫无那种‘飞扬浮燥〔躁〕’之气，可以说是完全在一种自由研究的风气下生活着”。当时，有一位来到乐山的外籍女教授“在参观了武大整个的面貌之后”评价说：“贵校颇具有牛津的风味！”在鲁珊看来，“这句话言简意深，却描绘出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风，解释起来，武大的校风就是以沉稳，踏实，个人尊严的维持，与校誉精神的发扬为其特点”，“有些人评隲我们武大出身的校友为‘少冲锋陷阵之厉气，却具统军守师之将风’……这两句话，倒不失为‘知我武大’之言”。直到数十年后，当鲁珊回忆起抗战时期流亡在四川乐山的母校国立武汉大学时，仍然津津乐道地称之为“山城中的牛津”。
八、李约瑟眼中的武大科研水平：“堪与西南联大相媲美”
在异常艰苦的八年抗战岁月里，包括国立武汉大学在内的诸多流落至西部大后方的中国高校在学术与教育方面的优异表现，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942年，英国政府决定组织一个“英国文化科学访华团”（British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Mission to China），并由牛津大学希腊语言文化教授陶育礼（又称陶德斯，Eric Robertson Dodds）任团长，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副教授、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任副团长。1943年3月，陶育礼应邀来到乐山国立武汉大学讲学。5月底，李约瑟也来到了乐山，在前后5天的时间里，他参观了武汉大学当时分布在乐山城内外的各处校舍，特别是理学院的几间实验室，重点考察了一番学校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并为武大师生作了关于生物化学的学术演讲。
1943年9－10月间，李约瑟在英国《自然》杂志（Nature）上连载发表了《川西的科学》（Science in Western Szechuan）一文，该文分为“物理－化学科学与技术”和“生物学与社会科学”两部分，其中均提到了武汉大学理学院的一些教师和他们的科研进展，包括物理系的胡乾善、江仁寿，化学系的邬保良、叶峤，以及生物系的张珽、汤佩松（前任教授，当时已在西南联大任教）、高尚荫、石声汉、林春猷、公立华等人，他还特别指出：“武汉大学的科学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以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原文为——There is not doubt that at Wuhan University the scientific level is very high, comparing favorably even with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ies at Kunming.）
1943年5月底，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中）、教务长朱光潜（右）、理学院代理院长叶峤（左）在乐山文庙校本部一同接待来校访问的李约瑟博士（该照片为李约瑟所摄）
1943年5月底，李约瑟在乐山城外的李公祠（时为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所在地）为武大物理系教授江仁寿（右一）、胡乾善（右三），化学系教授叶峤（左二）、邬保良（左三）及讲师尹致中（左四），生物系教授石声汉（左一）、高尚荫（右二）等学者拍照留念
在中国工作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李约瑟与武汉大学的很多师生校友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不解之缘，特别是与武大本校出身的生物系教授石声汉，更是情投意合，引为知己，李约瑟曾称赞石声汉为“一位很有剑桥气质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并与其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1946年2月，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徐迓亭成为李约瑟在华工作期间的第三任（同时也是最后一任）秘书，后来，他曾多次撰文介绍李约瑟的生平事迹和业绩。
1954年，李约瑟主持编写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导论》正式出版，他在该书开头的“致谢”中曾特别提到：“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以故黄方刚（抗战时期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引者注）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已故王星拱博士，则使我看到了旧儒教的各方面的教义。”1958年，李约瑟再次访华时，曾专程前往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拜会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武大校友石声汉，甚至希望能邀请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三年，与自己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农业卷”和“生物卷”，惜因时局关系未能成功。
九、国立武汉大学师生与英国《自然》杂志
1869年创刊的英国《自然》杂志（Nature），与1880年创刊的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一样，均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权威性最强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之一，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与高等院校均以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文章为荣。据武汉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基明老师统计，从1936年到1949年，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的多名师生，在相对较为简陋甚至非常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艰辛努力，先后在《自然》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8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两本刊物各有4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武汉大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1936年2月，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汤佩松与武汉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宋秉南合作，以“国立武汉大学生理学实验室”（Physiological Laboratory,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的署名单位，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Change in Optical Rotation of Glucose in Dilute Solutions of Boric Acid的论文，观测研究了混合于几种特定浓度硼酸溶液中葡萄糖的氢离子浓度指数（pH值）及旋光度的变化。
汤佩松教授在1938年离开武汉大学之后，高尚荫教授在普通生理学实验室继续努力开展科研工作，并于1941年3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Soil Protozoa in some Chinese Soils的通信，调查研究了从嘉定及周边地区收集的40份土壤标本中的57种原生动物。此外，从1939年到1949年，高尚荫还先后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1945年，高尚荫再度前往美国进修，1947年回国后，又在武汉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病毒学研究室，成为中国病毒学的奠基人之一。
1940年1月，武汉大学化学系的邬保良教授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A Simple Rule for Evaluating Atomic Constants的通信，该文从精细结构常数α等已有关系式出发，推导出了一种计算某些原子常数的简易计算法，并得到与实验值非常近似的计算结果。1945年11月，时任校长周鲠生曾在当年的开学典礼上对广大师生说：“我们知道，有一位先生，两年前曾想出国去研究原子力，当时教育部以为这不是抗战所急需的，竟没有允许，等到最近原子弹打倒了日本，大家才恍然大悟原子理论的重要。”这番话实际上即是在为邬保良教授之前未能如愿出国研究原子能而感到遗憾和惋惜。
1946年元旦零时，在武大理学院院长桂质廷教授的亲自主持下，“国立武汉大学游离层实验室”在四川乐山正式成立，并开始进行观测，这是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当年8月，该实验室随学校复员至武昌珞珈山继续观测。1947年11月，武大游离层实验室工作人员、物理系教授梁百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F2 Ionization and Geomagnetic Latitudes的论文，该文在当时的中译名为《F2层游离量与地磁纬度》。梁百先教授与194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阿普顿（E. V. Appleton）几乎同时发现了电离层“赤道异常”（Equatorial Anomaly）现象，在国际上一般被称为"Appleton Anomaly"，但也有一些比较了解梁百先教授对这一发现所作贡献的学者，认为应当称之为"Appleton-Liang Anomaly"。这是中国科学家在电离层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第一个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的重大发现，直到近些年来，梁百先教授数十年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这篇论文，仍然被国际上的很多学者所多次引用。
1947年11月，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阿普顿（Edward Victor Appleton）在《自然》杂志上对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梁百先发表的F2 Ionization and Geomagnetic Latitudes一文所作出的评价
十、难能可贵的“牛津大学之高级生资格”
1945年7月20日，英国牛津大学注册部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称该校理事会已在考虑认可中国的一些大学在牛津大学享有“高级生资格”（Senior Status）的问题，被考虑的大学包括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汉口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7所，被考虑的学位是文学士（A级）学位与理学士（A级）学位。关于“高级生资格”的具体含义，来函作出了如下解释：
(1)凡在一所被认可的大学学习三年以上、并在学业结束时取得被认可学位的申请者，一经一所学院批准入学即自动获得牛津大学的高级生资格。
(2)任何享受牛津大学高级生资格的学生，都可免去获得文学士学位所要求的九学期中的三学期学习，并且可以不先参加牛津大学的考试而直接进入优等生班攻读该学位。
1948年5月21日，牛津大学注册部函复中国教育部称：
理事会已同意，如果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汉口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校的文学士学位和理学士学位的正式成绩单表明学生毕业成绩平均为80分，它将承认这些学位，使学生享有高级生资格。
为使学生圆满完成在牛津大学的学位课程，理事会指示我提醒您，任何高级生资格候选人必须具备高水平的英语说、写能力。
1945年和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两次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确认包括国立武汉大学在内的中国七所高校文、理学士毕业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大学之“高级生资格”（Senior Status）
十一、俊才辈出的武大留英校友
在武汉大学建校早期，曾有不少师生校友前往英国留学，这些武大人在英伦三岛学有所成之后，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自己国家、民族的振兴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有：
沈刚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17年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同时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留学英国的学生，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埃及学、英国史、宪政史；后曾长期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与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同为当时中大最叫座的教授；曾任国立台湾大学代理校长、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70年，以其“学贯中西、开史学新风、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辛树帜，著名生物学家、农史学家、农业教育家；1919年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国立兰州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并曾先后担任两校校长，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农林教育与科学事业及中国的农史研究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
石声汉，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24－1927年先后就读于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生物学系；为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植物生理学博士；晚年致力于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工作，先后完成《齐民要术今释》、《农政全书校注》等14部巨著。
赵飞克，著名结构力学专家；1928－1930年先后肄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理预科与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为英国利物浦大学工学硕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荣获“南京长江大桥建桥新技术”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孙祥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中国水生植物学的奠基人；1933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曾被破格接纳为英国爱丁堡皇家园艺学会终身会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长。
周如松，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金属物理学科的先驱；1934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曾获英国伦敦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是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界仅有的几位女博士之一。
刘佛年，著名教育家；1935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哲学教育系；曾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及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等职。
20世纪40年代，武汉大学校友叶君健在英国为他的读者签名留念
叶君健，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1936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曾任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欧洲文学研究员；为中国第一个用世界语写作的作家，也是第一个从丹麦文直接翻译并系统、全面地介绍安徒生童话的中国人，曾获“丹麦国旗骑士勋章”，为全世界安徒生童话的译者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翻译家。
柯俊，著名材料物理学家、科技史专家；1938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为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哲学博士及荣誉工学博士；曾首创贝茵体相变的切变理论，有“贝茵体先生”之美誉；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物理化学系；运用现代实验方法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考古研究，阐述了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去世前曾留下遗愿，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
1948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武汉大学校友柯俊自然哲学博士学位（上），2001年，又授予其荣誉工学博士学位（下）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前半叶，武汉大学与英国的关系和友谊可谓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在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独特而又光彩夺目的一笔。抚今追昔，吾辈当善加珍惜这一难得的历史渊源、文化遗产与美好情谊，从中汲取各种有益的因素，更好地提高武汉大学的办学水平与国际化水平，使之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以及推动中外友好交流与合作中发挥出更为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2018年1月25－30日
草成于武汉大学狮子山顶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即将到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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