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八) 上诉的日子

坐牢的日子长了，闲下来也没事可做，犯人们常常会自己找一些事来打发时间，打发无聊，这当中最好的就是制作一些小玩艺，小东西。

犯人们在入监之前，大都有自己的手艺和技能，其中不乏心灵手巧的人，常常做出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

七十年代的犯人，一律不准留头发，必须剃光头，这一方面是羞辱你，另一方面是保持卫生，更重要的却是你若逃跑，易于辨认，会很快地抓回来，试想一想，有哪一个小青年是光着头的。

剃了光头的犯人，夏天无所谓，既清爽又凉快，可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朔风阵阵，光头就吃不消了。冰凉的土炕上，近百平方米的牢房里，单薄薄的棉被，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生活是很艰难的，尤其是光头就更难熬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可能是自打有了光头制度以后，犯人们便开始用棉线和自制的钩针编织线帽，晚上戴在头上以避严寒。这种类似穆斯林戴的帽子，起先是白色的，越到后来花样就越多，制作也越细，有的编成黑白夹花，有的加入移线，搞成近似维吾尔族的花帽。更有的犯人把自己的姓名、家乡的地名以及“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也勾织在帽子上，愈加吸引人的眼球。犯人们平日偷闲做这些工艺品、小制作时，干部一般不加以干涉，更多的时间是驻足观看，难免指手画脚一番。

有一天，干部在队前宣布：“为了丰富犯人平日的生活，展示各自的才艺，将举办一次手工制作展览。”

这个决定是异乎寻常的，狱中办展览过去闻所未闻，犯人们听了自然很高兴，群情振奋，那几天晚上的学习也就徒有形式了。

一个多星期的制作，一个多星期的努力，一个多星期的筹备，很快犯人们制作的东西都交了上来，铺满了干部监内办公室那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我负责登记、摆设，干部也找了两个帮手给我。

张子锐送来的显微镜，对于当时茶场发现和整治“茶尺蠖”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九七二年开始，茶田里发现了“茶尺蠖”害虫，这种害虫的首次发现，对于茶叶中队来说，不啻是个大灾难，好在发现及时，治得也快，没有蔓延开来，还算是大幸。

有句成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讲的就是这一类的虫。

吴亚平逃跑被抓回以后，还是在工具房“单飞”，他拖着一条残腿再也不跑了。他送来的竹编盛器，层层叠叠一共七层，类似于俄罗斯的“套娃”，可比那精致多了，绝对是大师级的制作。

监外劳作“单飞”的犯人送来的烟嘴是用牙刷的把柄做的，林林总总，花样紧多，那些“老烟枪”的干部看了以后都爱不释手。

更多犯人编制的小花帽整整齐齐摆放在桌子上，格外好看。

还有的犯人用茶树根制作的根雕，虽然原始，没有精加工，但惟妙惟肖，很是形象。

我把平装的一套四本周一良老先生的《世界通史》和梅农的《卡尔。马克思传》上、下两本装帧齐地放在桌上。

更为神奇的是刘坤在狱中制作的半导体收音机，竟然是三波段的，我们就是用这半导体在狱中偷听过“美国之音”，可谓大胆之极，只是我们听过了之，从未对外言语罢了。

展览还未开时，监中的犯人大多看过了，同院的另一中队的犯人也来看过，只见烟嘴一天天地少，报告干部也没用。

这首次的工艺品展览共展出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办公室摆满了这些东西，以至干部晚上进监巡视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了。

一天，干部叫我通知犯人把各自送展的东西拿回去，并反复叮嘱，不要拿错了，也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犯人们涌进干部的监内办公室，陈列的东西已经零乱不堪了，许多的犯人找不到自己送展的东西。那些制作精美的烟嘴、小帽都不见了踪影。吴亚平那一套精致的竹编更是找不到了。

犯人们于是一个劲地嚷：“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他妈的，哪个拿去啦？”

嚷后再也不出声了，谁都明白这是这么一回事，于是平静地走出房间。怪不得昨天晚上学习的时候，那么多的干部和他们的女人都进了监房……

我一眼瞥见我的那套书还在，暗暗高兴一番，可走近一看只见周一良老先生一套四本的《世界通史》还在，而上下两册的梅农老先生的《卡尔.马克思传》却荡然无存。

少就少吧，也当哥们在狱中宣传了一下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平反出狱时，我把四本《世界通史》带了回来。

一九九三年，我把这四本书送到了“南京春华秋实知青回顾展”展出，现在这四本书仍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橱中，似乎在讲叙一场“劫后余生”的故事，弥足珍贵。

监狱里并不是终日死气沉沉，也不时地出现一些欢机，其中的一些笑话，笑过后，流过泪，却令人深思。

一九七0年，那个专门袭击单身下夜班妇女的恶魔——沈寿根被判刑十年送到了劳改队。

这个曾搅得姑苏城外一片恐惧的人，其实很普通，人长得十分难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类似于非洲丛林中的大猩猩，犯人们干脆就叫他“猩猩”，以致以后人们只叫他“猩猩”，而从不叫他的名字。

进监狱不久，干部就让他“单飞”，去边远茶田看护茶树，一个人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领到一定的粮食，一切由自己打理。干部相信他不会逃跑，更多的是利用他的优势：长相吓人。这效果还挺不错，他看护的那一片茶园，偷的人是很少的，一般的妇女、小孩看见他，就远远地跑开了。

“单飞”的日子长了，温饱的问题也基本解决，就得改善一下伙食，这天他捉到一只野鸡，还顺便抓到六七只野鸡蛋，煮了整整一大锅，突然心血来潮，想到小店打点酒。

当他拎着酒瓶下山时，迎面走来一个穿军装的人，他马上立正，高声喊道：“报告班长，犯人打酒！”

穿绿军装的只是当地一个老百姓，被他狰狞的面目和高声喊的吓得掉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

沈寿根却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事后来被干部和犯人知道了，都大笑不止。

徐指导员跟他讲：“沈寿根，下次看清了再喊，别什么人都当做班长！”

以后，犯人们只要经过他所管的茶田，看见他，便异口同声地喊：“报告班长，犯人打酒。”

响水人氏王队长自打在一九七 O 年三月十八日，在工地绑了陈立华后，名声大振，犯人们都提防着他。

一日犯人霍鹤皋在工地上和张友才吵了起来，两个人都是在专政机关长大的见得多了，吵起来，谁也不让谁。

霍鹤皋一只脚瘸，平日站在那里都得倚着墙根，有一个高低差，张友才秃头，满嘴无牙，说起话来不清不楚。

“嘴像女人的那个！”

张友才也不示弱。

“你站在那里，好像金鸡独立。”

王队长听到以后，跑过来大声训斥：“不知天高地厚！”

听到这话，霍鹤皋来劲了，本来就看不惯那天工地上绑陈立华，凑到王队长面前嬉皮笑脸地说：“王队长，我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我知道有人知道天高地厚。”

“谁知道天高地厚？”王队长迫不及待地问。

“华罗庚知道天高地厚。”

“华罗庚是哪个中队的？”王队长声音更大了。

工地上知道华罗庚的人听到王队长这样问，都笑了起来，可王队长一脸茫然。

霍鹤皋说完这话，也笑得捂住肚子，两脚一高一低地走开了。

这天晚上，霍鹤皋挨了批斗，最终还关了七天的禁闭。

可他的恶作剧却成了一批又一批犯人的笑谈，而无知无识的王队长却被一批又一批的犯人耻笑。

王队长的无知无识还不止这事。

南京籍的犯人杨×，自幼习武，练就一身好拳脚，在鼓楼区一带很有名，帐下跟他学武的人很多。一次徒儿们打架闹事，殃及了他，于是，五年的刑期伺候。

一日犯人开账买东西，他请示王队长想买两条田径裤头，谁知王队长听后，龙颜大怒，非但不答应，还劈头盖脸对陈武一顿臭骂：“你他妈的，什么时候能改造好？裤头还要‘天津’的，南京的就不行？”他把“田径”当做“天津”，也许他根本不知道“田径”是什么。

杨×站在那里一阵愕然，知道无法跟他再讲下去，也就势下坡：“好吧，听王队长的教导，我就不买天津裤头，买南京裤头吧！”

“南京裤头也不行，这里是溧阳！”

裤头因产地而得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大概从响水县出来的王队长，穿的就是响水裤头。

真是的，白当了这么多年的兵，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

监狱里也时时出现一些怪事，这在社会上是根本没有的，而在这里却是普遍存在的，如今想起来，还感到心酸。

那时众多的劳改队遍布在溧阳的四处，每一个劳改队所辖的范围有四五平方公里，田野、茶园、桑树鳞次栉比，上工时敲击铁轨发出的声响根本听不见，那时的干部都比较穷，能戴手表的屈指可数。于是收工时就要看红旗为号，干部在监狱附近的高地上树立起一根高高的旗杆，收工时有专人升上红旗，远处的干部和犯人以此为信号收工，尽管从远处看那红旗小得像一块小手帕。

长时间下来，犯人心中的钟很准，还不到收工或将要收工之前，他们就开始准备了，两眼直盯远方即将升起的红旗，只要红旗一出现，干部就会喊“收工”,然后大队的犯人紧跑慢赶地朝监狱走去。那戴脚镣的也会一路碎跑不至于掉队。但也有个别干部，明明看见红旗升起，也不喊收工，再熬你几分钟，以满足其心中的威严感。

收工时，犯人们会两脚生风，此时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那就是要吃饭了。这时候，那畜生也跑得飞快，以致牵牛的犯人索性放下绳子，让它自己回牛棚，这牛也很灵，七拐八弯，它准能找到家。

有一天，飞快奔跑回来的一头牛，在离监房还有二百米左右的路上，跑着、跑着，轰然一下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猝然死去，犯人们于是讲：“它因为想早点回家吃饭，跑得太急了，心肌梗塞而死！”

监狱里是不准生火的，当然也就不能煮东西吃了，所谓“三餐茶饭不见锅灶”是很形象的。

但是监狱中每天供应犯人一瓶开水，以供你吃、用，烧开水的是犯人，工作是很认真的，开水烧得很开，犯人们都很满意。

为什么呢？因为那水瓶中的开水，能将生东西焖熟，吃下去能填饱肚子。犯人们会在白天的工地上捡到一些山芋，捉到一些青蛙、水蛇之类的小动物、运气好的话还能提到一只野鸡，拾到几枚野鸡蛋………凡是能下肚的，都会偷偷地洗干净带回监房内，放进水瓶里，两个小时以后，就是晚上学习完了以后，再打开水瓶，把放在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即使是半生不熟，也会津津有味地吃下去。

于是，监内顿时弥漫着一种无盐少酱的腥味。

因此，那时的犯人很珍爱自己的热水瓶，我甚至认为，九十年代后风行的焖烧锅，发明的专利权应该属于七十年代溧阳的犯人。

但是，水瓶也会失去它的焖熟作用，放进去的东西两小时后倒出来，还是原样。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犯人之间使坏的小心眼，因为结怨，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扳掉水瓶胆下密封的玻璃头，使水瓶丧失保温的功能。

于是在两个小时学习后常常听到这样的骂声：“哪个婊子养的，把我水瓶的‘小鸡巴’给拔掉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监狱中就一代又一代地传着一支《改造歌》，实则是反映犯人生活的写照，我进监不久，就知道了这支歌，由于歌词写得押韵、贴切，又朗朗上口，竟一下子背会了，以致几十年后的今天下笔，还是那样顺畅地一气呵成。

实际上，这一支《改造歌》凝结了无数老犯人的心酸，既反映了坐牢的日日夜夜，还饱含了众多犯人的心机和智慧。

这《改造歌》的确很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改造中犯人的心态和实际状况，其中“两人睡觉一颠一倒”这就是说监中特有的强制规定，两人同时睡在炕上，必须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讲，一是防止犯人窃窃私语，交谈反改造经验，策划逃跑；二是防止犯人同性恋行为的发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不尊重人权，对同性恋的认识极为肤浅，一概以“流氓罪”抓到判刑，但那时的监狱里，同性恋犯罪进来的人不是少数。

在溧阳的几次宣判大会上被加刑的就有同性恋行为，隔壁一中队的一个犯人就因为这事加了三年刑，我认识他，此人耕地耙田，插秧收割，样样精通，就是这一同性恋倾向始终改不掉，进监时如此，进监后又为此事加刑。

时间跌跌撞撞地到了一九七七年，我已在监狱中度过了七个年头。

同是南京籍的犯人，平日里大家相处得都不错，由于刑期较短陆陆续续地去了，小马走了，小魏走了，李正平、赵旭亮等都走了，虽然没有回南京，还在留场就业，有时他们也会来看我，我也很感谢他们。

那天我来到沈寿根的小窝棚，正巧他又捉到一只野鸡和几个野鸡蛋，他告诉我，他基本上一个星期一只鸡，倒有点厌了，让我好生羡慕。在他那里，我着实好好享受了野鸡的鲜味，只是沈寿根再也没有下山打酒。

吃过野鸡后，我也该回监房了，走出窝棚，站在高高的山冈上，四周青山绿水，炊烟袅袅，只见我们的监狱掩藏在一片绿树丛中。

此时，夕阳西下，鲜红的残阳渐渐地落在山的背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倏地一阵惆怅涌上我的心头。七年了，我还要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吗？我看着夕阳的余辉，也隐隐地看到余辉中的希望，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了！

然而，监狱依然如此，整个监狱游离于社会之外。

但是每一个因政治“犯罪”的人心中明白，变是迟早的事，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百废待兴的中国此时有很多事要做，只是还没有轮到，只是还没有找到适时的切入点。

干部对这一点也是完全估计不到的，他们还是板着阶级斗争苦大仇深的脸，还是重复着那句“不准用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甚至规定：政治犯之间不允许交谈，要求监内的所有犯人发现此类情况，及时汇报。

那一天收工后，我因为一件事到中队部找干部汇报，中队部空无一人，我突然发现桌子上面的几张《参考消息》，于是我偷偷地把它藏在腋下带回了监房。第二天带到监外，一个人仔仔细细地看了整整一个上午。我从中了解到高考即将恢复，了解到知青的一些情况。

看过以后，我把报纸埋到土里，让这一切都不留痕迹，只留希望在心里。

一九七七年的高考终于举行了，那荒废了十一年学业的知识青年们，从当初整体性的麻木中清醒，虽然后来只有万分之四的录取率，但无形中给了我一个信号，金色的学生时代又出现了。那时我在狱中，根本没有高考的可能，我憧憬的北大、复旦永远是我的记忆和向往，这一辈子都是无法实现的，此时，内心是悲凉的。

又过了不久，妈妈在来信中告诉我，许许多多的知青回来了，我儿时的伙伴康健、二喜等回来了，而且分配了工作。一些出狱回去探亲的狱友回来时也告诉我，大批的知青回南京了，到处都在唱《知青之歌》。同时他们告诉了小平的那句“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的话，我心中感到震惊和振奋，我知道知青的大批返城，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在被否定。而我这个“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大蒙难者再在这里待下去，不但是不正常的，而且是荒唐可笑的了。

或许我朝思暮想的“变化”的日子终于来到，或许我重见天日的日子已经来到，我估量着，坚信，是的。

此刻，我不由静下心来仔细地开始回忆七年来在我在监狱所走过的路。

人的本性实际上是自私的，表现在贪婪，进寸得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讲贪得无厌也好，讲不断进取也好，都是一种说法，人不会安于现状。在他有限的生命进程中，会尽最大的可能做更多的事，力争生活得自由和美好，将自己的生存权利和生存空间尽善尽美地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我是一个已经经过两界的人，人间、地狱，那另一界，天堂在哪里？

一九七0年八月的宣判大会后，我意外地得到“十年刑期”的结果，可那原来是死刑。“十年”和“死刑”根本无法相比，一个是“生”，一个是“死”,那是我心中当时“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和此时我想的“天堂”不是一个概念。

从当时在“娃娃桥”监狱里，多少次梦中叫喊“不要杀我”！醒来却一身冷汗，如今已经过去了，可回想起仿佛还在昨天，我从内心感谢许世友将军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进监狱后，经历了从死到生的我，也的确想好好改造，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可实在找不出这样做的理由，我改造什么？我服什么法？我做人做得好好的，还要怎么做？我平日的勤快是祖宗的血脉传承下来的，以至于当初本想公开逮捕我，却因群众一致反映我劳动表现好而改为秘密抓捕。

我认什么罪呢？我也始终找不到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心中有话不敢说中有话不能说，这是一个什么啊！以“思想”治罪，靠分析定罪，这本身就是莫名其妙、毫无人权的事，我这种在不正常年代所发生的不正常的事，根木前谈不上有罪，既然没有罪，我又认什么罪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在从“死刑”到“十年”，在经历了“死”到“生”的那一段短暂的高兴以后，我渐渐地冷静下来，如何再从“生”到“自由”的转变，那是我努力的方向。很短的时间里，尤其在监狱的那些日子，我开始成熟起来，有罪和无罪那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坚信我根本没罪。如今到了这里，没有自由地生话，那只是苟活，“不自由，勿宁死”，犹如警示录一样显现在我的面前。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我被关在监狱里，失去了自由。如何改变这一状况？个人首先要永不气馁，坚强地活下去，这是基础，而最根本的就是有朝一日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犯都那么关心政治，那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毁于政治，也将兴于政治。

历史不可能如果，也不能假设，没有彩排。甚至容不得你去肯定与否定，再沉重的历史都得自己扛着，再苦的酒也得自己喝干。此时我还活着，既然活着，那就要朝前走，与其哭着，苦着，不如盼着，笑着，勇敢地去面对人生，面对未来。幸福是一种馈赠，苦难也是一种馈赠，甚至后一种馈赠远胜于前一种。

我在等待时机，我在观察“气候”，以求东山再起，重见天日。

一九七一年在溧阳蚕种场时，我碰到了南京下关区公检法送来的一个“现行反革命”张健，他是我在南京五中读书的同学，初中毕业到了铁路运输学校，因为学校出现了一张大字报上被人打了“ x ”，不知为何排査到他的身上，他经不起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诱骗：“你承认了，也没有关系”“你承认了，我也不会抓你”，违心地承认了，结果被抓判了五年，他太年轻了，也太容易上当了。

进监狱以来，他很悲观，一度十分消极，感到前途一片渺茫。我们很谈得来，一则是年龄相仿，二则又是同学，更多的是同一罪名。我安慰他，说了一句十分大胆的话：“我们可以坐一时的牢，但绝不会坐一辈子的牢，绝不会！”

他很吃惊我的话，说：“不敢想！”

我坚定地告诉他：“就算我这话没讲，到时你看，一定的！”

这句话是我在监狱里第一次面对他人讲出口的，与其是安慰别人，倒不如说是安慰自己。好在张健人很好，不会汇报干部，若是汇报了，我一定倒霉，说不定还会关禁闭或是加上几年刑。

不助纣为虐、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是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美德。

张健比我早出狱，他只有五年，以后也平反了，回到铁路上，当上了“纠风办”的干部，讲起当年的事，他只说我“当时也够大胆的”。

我看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步步地走向死胡同，从这点上来讲，我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光明。“变化”的可能性正一步步地到来。我坚信这一天，坚信一定会“变化”。

那些年里，我从内心里一直不认“罪”，因为我认为根本没有罪，干部也知道我不认罪，也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惩罚我。我在劳改队里，劳动表现一直很好，好得无可挑剔，一个劳动表现好的犯人，一个不会逃跑的犯人，一个不给他们增加麻烦的人，从他们看管的角度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认罪不认罪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很重要的事，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几乎所有管教过我的干部都问过我的“罪行”，也都详详细细地听过我的《知青之歌》，他们熟悉歌曲的三段歌词，也知道给我强加的“罪名”是分析得来的，但由于是钦点的要犯，他们也不能多讲什么。有的干部给我计算过“一个字坐十四天的牢”，还有的干部跟我说：“你写的歌词，怎么解释都可以，正面解释是这样，反面解释又是那样，要看你站的角度是什么了。”甚至还有干部讲：“一个人还是没有学问的好， 你吃亏实际是吃在学问上。”他们把我的犯罪降格到“吃亏”上，尽管这样的说法我不太能接受，但我感到欣慰，终于从干部的嘴里找到了答案，我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只是因为形势的需要，不小心走进历史，成了历史人物，因此在监狱中，我得到了很多干部有心或无心的照顾，使我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少吃了很多的苦。

那时，写每年一次的犯人年终小结是很头痛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要总结一年的所作所为，要深挖犯罪的根源，我很难写，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大帽子底下无人，走走过场一混了事。还有平日的学习深挖罪行，干部也并不过分地要求我。并在小组中讲：“任毅的罪行我们知道，不要他讲。”我想他们的心中有一杆秤，只是不想、不愿去称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认罪”这方面的事，干部不再对我有任何要求，我觉得目的达到了，作为回报，我更加“安分守己”。这与我当初刚刚入监干部认为我“来头大”，必须严加看管已经是天地之别了，有的干部甚至还对我讲，“我知道你不认罪，那是你自己的事，但你不要在其他犯人面前宣扬，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有的犯人汇报了你，我是管还是不管？”所以我在监狱的那些日子，一般不谈自己的案件，也不流露出任何不认罪的言论，以免给自己、给干部带来麻烦。

我在等待，等待明天，等待时机。

一九七六年，我正在矿上医院和陈恰庆一起“看病治疗”，前后数十天的时间躲在医院的避风港里。

随之而来的是监狱中的极度白色恐怖，使得众多的政治犯心中更加紧张，平日里不再言语，大气不出，因为稍稍的一点不注意就会招至沉重的打击，每逢这样的时候，干部就会找一些“活靶子”杀鸡做猴。

此时的我，突然间悲观下来，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失望，难道中国从此就没有希望了？我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地步，开始消沉起来。

此时，我已经二十八岁了，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将近六年的生活。如果说我入监时信奉沉思比行动好，那么此刻的我却信奉行动比沉思好，那是因为，六年了，我的沉思已经成熟了，到了该行动，该出手的时候了。

可是刚刚准备的行动，却像庄稼被霜打的那样，一下子就蔫了。“不准用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此时监狱的干部像是得到了尚方宝剑似的，疯狂叫嚣：“哪一个胆敢翻案，我就加他的刑。”戒备更加森严了，部队加岗加哨，此时的我格外的小心，还是照常独来独往，只不过准时回监。时机还未成熟，我还得等，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可我实在等不得了，也等不下去了。

不久，母亲给我来了一封长长的信，徐指导员给我了，并没有说什么。这一封信完全可以不给我，因为这信太重要了，那是在信中母亲告诉我，恢复了高考，知青开始大规模地返城了。我从内心很感谢徐指导员，给我这封应该扣下但没有扣下的信，我不知道他的用意。

母亲的这封来信给了我信心，使我意识到我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大破坏者，最大受害者，到了出头的时候了，颠倒了的历史到了颠倒过来的时候，此时，我坚定了信心，决定上诉，决定翻案，立刻开始，一刻也不再等下去。

我把准备上诉的事告诉了张子锐，此时钱江早在一九七五年出狱了，能够相信和谈得来的只有张子锐了。

他耐心地听着我的想法，沉思了半天，终于对我讲：“等等，再等等，不要贸然出击，留有余地，不然到时收不回来，情况会更糟的！”

我告诉张子锐，我不能等，实在等不下去了，当时我讲了一句南京人十分粗俗的市井用语：“要死屌朝上，不死翻过来！”表达了我的坚定信心。

张子锐看我意志坚决，没有丝毫回头的余地，十分恳切地对我讲：“留一点余地，要求不要太高！”并衷心地祝我好运，我理解他老人家的善意。

那一夜我失眠了，八年了，八年对一个涉世未深便在监狱这个特殊环境中成熟了的我，是一个什么概念，我的青春，我的前途统统都被葬送了，我还要顾及什么，我已经没有顾及的机会和时间了。八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等的就是“变化”，我思想上认为这一天已经来到，可真的来到了，我还迟疑什么？已经失去的太多太多，哪怕撞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总比这苟活的好，我坚信自己的判断，坚信自己捕捉到正确的信号，我又一次进入生与死的轮回，这一次真的要从死到生吗？我想是的，却不敢想下去。

此时，在我的头脑中，分明感到两个我在打架，求生的我和求死的我，我又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在注视着我，在向我招手，我还看见行刑者拿着正在冒烟的枪口，穿白大褂的法医拿着锃亮的长签……

一句南京人的老话“寻死不如闯祸”，突然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往事历历，八年来的监狱生活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辗转不能入眠，我盼着天亮，盼着明天，盼着早晨的来到，我几乎是一夜未眠，等到监狱早晨铃声的响起。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走到张子锐的面前，用眼神交流了一下，此时言语已经是多余的了。慈祥的老人向我投来坚定和信任的目光，似乎还夹带着担心。

一九七八年一月。

早春的溧阳山区还是很冷的，浓浓的雾气沾在人的脸上、眉毛上，堕落成小小的水滴。

那天，犯人的工作是茶田锄草，嫩绿的茶叶还没有出现，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到田头的。看见指导员走了过来，我放下工具走了上前，我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我大声地向他喊道：“报告指导员，犯人有事汇报。”

这样主动汇报的事对我来讲是很少有的事，指导员有些意外，边走边说来到我的面前。

“什么事，你讲。”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心中的确太紧张了。

“什么事，讲啊，怎么不说话？”指导员感到奇怪，有点急了。

“报告指导员，我要上诉。”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指导员不会没听到我讲的话，加重了语气问。

“报告指导员，我要上诉！”我的语气高了起来，并夹带着颤音。

指导员疑惑地盯着我，很久没回话。

“后果你考虑了没有，你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真的不想出去了？”好半天的工夫，指导员说出此话。

“我考虑过了！”我认真地回答他。

“今天的事我只当你没有说过，我也没听过，回去以后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以后，三天后你再来找我，回去吧！”说完，他看也不看我，走开了。

我掉头走进茶园。

徐指导员是个好人，典型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劳动系统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从干部到队长，又到指导员，一步步上来的。相对于大批管教干部，他平日的言行还是让犯人很服的。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而且来势汹涌，一发不可阻挡。

话既然说出去了，就不可能收回，犹如射出去的箭，是没有回头的时候，给我三天考虑的时间正好我可以用上。

第二天上午的出工，徐指导员带工，我向他请假，推说身体不好，他望了望我，答应了。

犯人出工了，监狱里静悄悄的，我把昨天在工地和徐指导员的谈话讲给张子锐听，他觉得很奇怪，仿佛不太正常，提醒我注意点。随后我便坐了下来，在那间单人房里，我把八年前的事，那遭遇不公正的判决的事情统统地写了下来，中间没有停顿，精神高度集中，一气呵成地写了十多页纸，我已经横下一条心，破釜沉舟，一干到底。

此时，我想到的是另一句老话：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在我的生命中，假如我能活到六十岁的话，那么过去的只是生命中的二分之一，在这过去的二分之一的人生中，我应该比同时代同年龄段的人更懂得人生。

遗憾的是这种对人生的认知是在特定的环境里获取的，或者是在付出过高的代价的情况下得到的。然而对于我来讲，还有后二分之一的生命，因此一切都来得及，还不算迟，一切还有希望，关键在于你的努力和奋争。我只希望对历史对个人对每一件事，都能公正地还其本来面目，对个人说真话才能对历史说真话。一切经验和教训都得吸取，这样我们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昂贵的学费才不至白搭。

徐指导员和监狱里的所有管教干部是不会理解我的想法和做法的，因为他们始终处于上位，没有落到我的地步。没有身临其境，是不会体会到我的艰辛和甘苦，他们最好的愿望只是每一个犯人在他在任的时候能老老实实地服完刑，平安安安地出狱。尽管这样良好的愿望并不是大多干部所能拥有的，但我相信徐指导员有，一定有。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我在监内写上诉材料的四十八个小时后，徐指导员把我叫到监内的办公室里，他破例让我坐在凳子上，而不是蹲在墙脚，随即问我：“这两天你干什么，那天早上你装病我看得出来！”

“我在写上诉材料了！”我回答。

“写好了没有？”他又问。

“只差一点，今天晚上就可以写好！”

我给你的三天，你就是这样做的？告诉我，为什么？”徐指导员有点急了，看出来他很生气。

“徐指导员，我谢谢你的好意，有朝一日我出去了也一定不会忘你，但是你给我想想就是十年有期的刑期满了，那留场就业的无期的日子又等着我，我还得戴着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夹着尾巴过着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这样的结果又有什么意思？！何况我根本没有罪，是迫害的。‘四人帮’已经倒了这么久，我还关在这里，这已经是很不正常的，你要我考虑的事，我考虑过了，最多加刑，大不了再死一次，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就比如当初枪毙一样，我相信我的案一定能翻过来，只要是天理还在，公理还在，就一定能翻过来。”

我滔滔不绝讲了这么一大堆的话，全然不顾一切，却好像是在对自己说，徐指导员耐心地听着我的话，也不插一句话，话说完了，我等着他的训斥。奇怪的是，徐指导员并没有训斥我，倒好像被我的话所感动了。

他告诉我：“等着接受批斗。”同时又告诉我：“你可能打错算盘了，我们本来认为你改造不错，根据你的表现，我们还考虑给你提前释放，不等你十年到期，九年多的时间就让你出狱，这下好了，已经不可能了。”

我还真没想到，我还会有这样的事，一般犯政治罪的犯人提前释放几乎是不可能的，内心还有一点点的感动，那只是他们对我表现的肯定，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更不可能改变我的人生和命运。

“明天下午我带工，你把材料交给我，做好挨斗的准备。”说完，他叫我回到监房去，然后走出监狱的大门。

两小时结束的铃声响起，一天又过去了，新的一天即将来到，是祸，是福，我已经不再去考虑了。

同样的上诉材料，短短的三天时间，我一共抄了七八份，为什么抄写这么多，我是有准备的，一开始我就不相信干部会给我寄出，我准备从地下渠道将这些上诉书发出。

我那时还是“单飞”。“单飞”的有利条件，使我的这种可能一一变成现实，也正是这样的现实成全了我，使我一步步地到达目的地。

第二天白天在工地上，我碰到了不久前刑满释放的在附近中队留场就业的赵旭亮，他也是南京人，原是南京八中的老师，我们平时相处就很好。

我告诉他，下午想法找到我，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拜托，他答应了。

下午出去时，我怀揣着两份上诉书，一份是准备交给徐指导员的，另一份就是给赵旭亮的。

果然，在茶垄沟的尽头，赵旭亮早已坐在那里，悠闲地抽着烟，我赶紧跑过去，坐了下来，高大的茶篷遮住了一切，我拿出上诉书给他，让他帮我寄出， 这一份上诉书是寄给我母亲的，让她收到后分别抄几份给有关部门。

“好，我等会就到竹箦桥给你寄，你尽管放心好了。”

后来得知，赵旭亮给了他在南京税务局工作来看他的弟弟带到南京寄的。

“万一我母亲收到上诉书后，他们知道了，你放心，我是打死也不会说出是你寄的！”我告诉赵旭亮，这“万一”是可能发生的，却又是没办法的。

“讲这些干什么？大家相处了这么久，谁还不知道谁，我走了。”说完站起身，递给我两包“芒果”香烟，便消失在茶田深处。

当时我考虑很多，都是“万一”，万一干部不帮我把上诉材料往上递，一切不是白忙乎了吗？因此才想起这样的办法。赵旭亮给我寄出的这份，我母亲收到了，照我的办法，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管教干部寄或不寄，已经是不重要的了。其实好人在那个年头还是有的，同样，我也托李正平给寄出了一封上诉书。

下午出工我还带着一封寄给“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诉书，我想寄给最高当权机构，从上而下解决会快一些，因为我的案子当初正是从上往下的结果。

到工地后，在给了赵旭亮那封上诉书后，我在等着徐指导员的到来。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徐指导员出现在茶田，我赶紧过去，向他报告，然后恭恭敬敬地把上诉书给了他，他什么也没说收了下来。

我回到工地，回过头看着他正一页一页地看我的上诉书。

当晚的学习铃声又响了起来，徐指导员紧绷着脸来到我们的监房，叫我站起来，我知道不对头，站了起来，没想到事情说来就来。

“告诉你们，任毅写了上诉信，想翻案，昏了头，白日做梦，今天晚上不学习了，给我狠狠地斗！”

于是，一时间我上诉的事就传遍了整个监狱，我那几天写啊写啊，终于水落石出，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了。那时上诉是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在当时溧阳大大小小数十个劳改队里，我是第一个，可谓开天辟地的第一例。正是由于这第一例，才引起这么及时的反响，势必狠狠打击，把这一动态扼杀在萌芽状态。至于那一封给他们的上诉信究竟寄还是没寄，我不得而知。

从那一天开始，我被连续批斗了一个星期，白天的劳动可以混，可以不干，可是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站着批斗就搞得我精疲力竭，有点吃不消了。

批斗的两个小时里，干部有时在，有时不在，犯人们千篇一律地翻来覆去地就是那几句话：“翻案不得人心！……”“翻案没有好下场！……”“任毅想翻案，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等等，等等，关键的、实质的内容一点也没有。实际上在座的哪一个不想翻案，尤其是那些政治犯们，有哪一个不想早点离开这鬼地方，只是没有办法而已，真正有了办法，哪怕是一点点的办法，我想没有哪一个不想去试试。如今他们都在看，想看看我这个“第一”会有什么结果。

好在我平日人缘极好，平日里很少得罪人，火力始终不猛，根本达不到干部们要的场面。其实，徐指导员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但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上诉的事实在是太大了。

我每天还是随着小组犯人劳动，还是“单飞”，这一“待遇”还没给我取消，晚上的批斗我根本没放在心里，只是两条腿很酸痛。我还在等待时机，那时我还有几封上诉书没有寄出，我还有一封寄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上诉书在身上。我在等待机会，再托人寄出去。

我们劳改队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包庄，庄上的人大都姓包，村里的田地和劳改队的茶园相连。那个年代，包庄是很穷的，老百姓都想沾劳改队的一些便宜，采摘一些劳动队的茶叶，抢拾一些劳改队的茶根，甚至偷割一些青苗和蔬菜，这样的事屡屡发生，已经见怪不怪了。由于是单独劳动，经常走过他们的村庄，和村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了，尤其是一些十多岁的孩童混得就更熟了，起先他们喊我“光郎头”，喊我“劳改犯”，渐渐地就不喊了，大部分时间用“唉”代替，这当中有一对母女，母亲叫廖粉英，不到四十岁的年龄，女儿叫包红娣，长得十分乖巧，能干，那时也只有十四岁，一双大大的眼睛十分有神，由此，我们就喊她“大眼睛”，时间长了，她也接受了。廖粉英不让包红娣叫我“劳改犯”和“光郎头”，她比我大我叫他廖姐，顺理成章我就要包红娣喊我“舅舅”，起先她不愿意，还骂我，后也就慢慢接受了。

此时，我想到了这母女俩，我在左右顾盼，远处出现了一个小姑娘，正是包红娣，我等她走到跟前，轻轻地喊：小红，你过来！”红走了过来，问我什么事顺手从箩里给了我一个煮熟的大山芋。我告诉她，这里有一封信，让她交给她妈妈，帮我寄出去。她没有任何犹豫地收下信，放在箩筐里，用衣服盖好，转身走回了村庄。

后来，小红告诉我，她妈妈拿到信后，当天的下午便到袁巷邮电所给寄出夫了，而袁巷离包庄有十多公里的路程，竟是走着去的。

我暗暗地在心中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好好报答她们。

如今，廖粉英已经过世了，小红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

好人好报，我衷心地感谢她们。

那一段上诉的日子，我白天出工，晚上批斗，夜里又像当初在娃娃桥命运未决时那样，常常恶梦不断，我似乎感到我的小命又系在一根极其脆弱的线上，稍稍地一绷紧就会断掉，就会堕人万丈深渊。

我尽量地打起精神，不能垮下去，我想那么艰难的日子我都熬过去了，如今的遭遇比起八年前要好得多了，我不想成为懦夫，要成为生活的强者，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同小组的犯人也很照顾我，他们知道我的处境，因此白天出去干什么，十多少，从没人问过我或管过我，我知道他们也只能用这些方式来对我表示关心，表示支持。而众多的政治犯们则静静地观望着，想从我的上诉中找到他们企盼、他们的希望，因为打头的很重要，谁也不想去打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如今，我这只“出头鸟”正在被打。

徐指导员又转到我在小组的劳作区，他走到我面前问：“这两天感觉怎样！”我知道他是在问晚上批斗的事，回了一句：“还好。”看来他并没有恶意。“如果你现在认识错了，写封检查，撤回上诉还来得及！”

我这才知道，我给他的那封上诉信并没有寄出。

我说：“我不想撤回，还是那句话，我不想带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生活一辈子，谢谢你！”语气显得异常坚定。

徐指导员轻轻地说了一句：“那好吧！”头也没有回，就走了。

与此同时，我分别托赵旭亮、李正平、红娣寄出的三封上诉信应该正在路上走着……大部分的上诉书已经寄出，我轻舒了一口气，有如释负重的感觉。口袋里还有最后的一封上诉书，我还得想法托人寄出去。

下午快收工的时候，太阳渐渐地西沉了下去，邻村里放学的孩子三五成群地从我身边经过，这是一批中学生，有邻村的孩子，也有我们劳改农场干部的孩子。平日里我跟他们很熟，我几乎是看着他们从小学进入中学，他们每学期的书我都看过，他们平日里的作业，有不懂的地方经常来问我。有个干部的孩子找我，说他爸爸讲，劳改队里我学问最大，叫他有不懂的地方就找我问，听后，我心中还是蛮开心的。

只要是学生们问我，我都能给他们一些满意的解答，我甚至给他们写了示范作文，记事记人或议论，只要改动作文中的一部分即可。他们照着我的方法去做，个个作文得了好评。他们受到夸奖，我也着实心中高兴，那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我还是不错的嘛！

慢慢地，这些中小学生了解了我的“学问”，我只要有时间，总是不厌其烦地给这些学生帮忙，他们对我的称呼也从“劳改犯”到“喂”，再到“任老师”,还渐升级了。我揣测我后来的“单飞”，有一部分原因是干部们希望我能有机会铺导他们的孩子。孩子成绩提高了，回去总是要讲的，这一讲，干部们的心里就更明白了。

讲完作业以后，一部分农民的孩子朝东走回村子，而其中一个干部的孩子朝南，我叫住了他。问他：“能不能帮我个忙，把这封信放进中队前的邮箱里？’

“很重要吗？’

“很重要，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

“寄给哪个的？”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

他把信放进书包走了。

“不要告诉别人，是我给寄的！”他回过头来叮嘱了我一句，模样挺可爱我深深地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我做完了该做的所有的事。

一个星期的批斗结束了，一切又恢复如常，我还是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可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却日复一日地在加剧。那段日子里，我的双眼皮直跳，也分不清哪眼跳的是灾，哪眼跳的是福，反正双眼跳个不停。

又是一天的下午收工时，徐指导员走到我的面前，眼光异常地看着我，仿佛要把我看穿，两颊的肉在不停地跳动着。

“你呀，又干‘好事’了？”

我一下惊了，我知道他讲的是反话，心想糟了，坏事了，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脑海中只想如何应对。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监房，早早地收拾好，准备应对将要来的风暴。果不其然，晚上学习时间还未的时候，徐指导员进来了，径直走到我所在的小组，怒气冲冲地对我吼道：“收拾好东西，到一大组去！”

所谓的“一大组”就是“严管组”，出工、收工都是在武装班长的押解下进行的，至此，我在监狱相对自由放松的“单飞”日子就此一去不复返了，直到在我平反之前，我都是在“严管组”里度过的，那是我在监狱最后的一段日子。

我匆忙收拾好我的东西，铺盖一卷，夹着就跟他来到了一大组，只是从一个监房到另一个监房，也就几十步远的距离，那里早给我腾空了一个空位。

“跟我来！”他依然很凶，不等我放下行李。

我只得跟着他来到监内的办公室，站在那里等着他的训斥。

“最近又干什么坏事了？好好交代！”他甩过一句话来。

我考虑一下，不紧不慢地回答他。“没干什么坏事！”

“真的没干吗？我讲出来你不要后悔噢！”他在劝我。

“我真的没干什么坏事，我天天和大家一齐出工，你去问其他犯人好了！”我还在狡辩。

“这是什么？”他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封信，扔到地上。

怪不得我进来时，瞥见桌上那封信，感到很眼熟，正想考虑，发问已经开始了。我拾起了那封信，一看那是我交给干部孩子寄给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那封上诉书，邮戳清晰地显示“竹箦桥”，信封上贴着一张“回执”，写着：“该协会暂未恢复工作，无法投寄，退回。”一切真相大白。

“这信是怎么寄出去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地交代。”

“我托包庄的一个农民寄的！”

“哪一个农民？”

“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是个男的！”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去包庄查的，就是查也查不出来，而且陈怡庆事件发生以后，包庄跟监狱的关系一直没有根本的缓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押着犯人到分散在各处的农民住所去询问。此时我心中感到一种踏实，踏实的是那个干部的孩子够朋友。你既然够朋友，我也得够朋友，出卖朋友的事哥们绝不会去干。

照例又是晚上批斗，我倒不怕这批斗，而是可惜相对自由的日子没了。

第二天晚上的批斗刚开始，×队长走了进来，吩咐“停下”，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已经坐在那里，样子不是很凶。

“关上门，坐下。”他说。

我关上门，坐了下来，只是心中奇怪，从来干部找犯人谈话，没有关门的先例。他坐在那里，透过老花眼镜，眼眶里白色占了大部分，很久才冒出一句话：“任毅，你胆子也太大了，纰漏做到了我的身上。”

我终于知道了，由于我调到大组，孩子们已无法再找我问作业了，他的孩子问他为什么？他讲出事情的原因，孩子讲是他帮着送进中队面前的信箱里。

“对不起，×队长，我一人做事一人担，决不牵连别人。”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就是斗死你，你也不要承认，我的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就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不要没良心，也不要害我！”×队长显然很害怕，也很着急，这才想起找我谈话。

谈话很快地结束了，我又回到监房继续接受批斗。

指导员始终不相信是老百姓帮我寄的，他怀疑到学生，因为我跟学生来往的时间很多，也直接怀疑到×队长的孩子。他几次三番地引诱我说出是学生帮代寄的，这当中就有队长的孩子。

我知道队长和他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甚至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他们打架都打到大队部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双方由此积下怨来，以至平日里对犯人也表现出来，上午指导员叫这样干，下午队长却叫那样干，弄得犯人都很紧张，但也不敢违抗。

“说出来，不追究你，再把你调到小组去。”我依然没有上套，还是重复着那句，“老百姓帮忙寄的。”

这以后指导员也不再追回了，反正也问不出什么来，直到我平反。这件事后来走到了另一面，那是我和大家都不曾想到的。

那平日最凶的队长却由此而改变了凶神恶煞的样子，开始学会了平易近人。犯人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只有我的心里明白，他从我的这件事上明白，劳改犯并不都是坏到极点的人，他们也有良心，他们也有人性，许许多多还是被冤枉的，是被种种邪恶的政治原因推到这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来的。

帮我寄信的队长孩子，后来考进了南京的一个大学，终于给他增了光。若干年后，在我又一次回到监狱旧地重温时，见到了他。他对我表示感谢，其实真正该感谢的是我，在那样的年代里，小小的年纪有如此这般的义气，是令人叹服的。

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的日子，如同在看守所那样焦急等待判刑的日子，我想尽早地看到结果，而此时在监外的母亲也忙碌起来，一天比一天紧张。

母亲在收到赵旭亮、李正平帮我寄出的上诉书以后，全家人就开始行动起来。一九六九年二月，我的家被驱赶到江苏省泗洪县金镇公社一个荒凉的村庄里，虽然是带薪下放，但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他们一直生活得十分困难。但厄运依然没有放过他们，我妹妹又患了直肠癌，正在南京治疗，这样，母亲便要在泗洪与南京间往返奔波，一方面为了我的上诉，另一方面又为妹妹看病抓药，所有的积蓄都花费殆尽，四壁早已空空，境遇空前凄惨悲凉。

按照我信中的要求，每封上诉书都要抄上几份，而每次都要十多页纸，工作量是很大的。上诉又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抄写的笔迹要求工整，条理要求清晰，更不能有错别字的出现，为的是不要因为小小的疏忽而给看上诉书的人，有稍许的不适。母亲为此很发愁，那些插队在附近的知青知道此事以后，纷纷上门来，他们已不再大唱《知青之歌》，而是表现得十分严肃认真，争着要抄写我的上诉书，他们说：“任毅是为我们知青说话而遭罪的，今天我们即将回城了，说什么也不能忘记他，忘记他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所给予的心灵的慰藉。“如果我们今天的帮忙，能使任毅早日回家，我们也感到荣幸。”

母亲来信告诉了我这些情况，我潸然泪下。

就这样，那一封封写给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建邺区人民法院以及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的上诉书陆陆续续在很短的时间内寄出去了。

母亲还不时去省、市、区的人民法院接待室请求接待，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一九七八的五月十日，也就是在我递交上诉书的第二个月，一场震撼神州大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犹如石破天惊，晴天霹雳。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真埋的唯一标准，阳光已透出云层。此时尚在狱中的所有政治犯，包括我在内，已经依稀看到希望，感觉到什么，只是不言语，大家心中余悸尚存，还在观望。

随着形势的变化，一切又都在悄然地变化着，各级法院的接待人员的面孔渐渐地也好了起来，那阶级斗争面孔紧绷了太久太长的各级法院的接待人员，他们耐心地听着母亲的陈述，答应母亲的请求收下上诉书，承诺一定上传，如有冤情一定伸张……

母亲来信也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我，监狱中的干部也不再扣我的信件，当然也不再去追查这上诉书是怎么到我母亲手中的。社会上的巨大变化也或多或少传到监狱中，从我上诉后，又有一些政治犯开始写上诉材料，这一次干部采取的是不鼓励、不支持，照单收下的方法，再也不采取批斗的形式。

从这点变化看来，我的首举还是正确的，个人的暂时牺牲还是值得的，我给后来的无数上诉者提供了信心和勇气。

妹妹终于没有能坚持到我的平反，在我出监前半年永远地走了，只有二十岁。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无比悲痛的我更加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我不留任何退路，勇敢向前，此时的天际已微微透出曙光。

母亲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了什么方法，找到了当时江苏省文化局的李进同志，母亲从事教育多年，桃李满天下，是应该有这路子的。我知道李进同志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文化工作者，曾经是江苏省文化厅厅长，江苏省文联主席。他不但接待了母亲，耐心地听着母亲讲述的我的案情，叫母亲尽快把上诉材料寄给他。

其实此时的他也是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刚刚恢复工作，千头万绪的工作还等着他。其实这一切都不关他的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百姓。回到家后，母亲把上诉书寄给了李进，时隔不久就得到了李进的回信。

信的全文如下：

母亲又及时地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我，当徐指导员把这封信递给我时，我看见他眼中异样的神情。

在那个年代，一个大的领导干部敢于为一个平民百姓的事奔波操心，除了人类的普遍同情心之外，有的是其疾恶如仇、秉公仗义的共产党人的气概，李进同志的所作所为让我和母亲大为感动。

李进同志在信中提到的洪局长，就是时任江苏省公安厅厅长的洪沛霖，早年长期担任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一般人还是喊他洪局长，也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回想从判刑到坐牢，再从坐牢到上诉的日子，每每在关键时候，总有大人物的出现和帮助。我不由想起中学时代的我，由于好玩和好奇。我们几个同学在鸡鸣寺找到了江湖术土看手相算命，竟说我在今后的人生中有“贵人”相助。那时我不当回事，只是淡然一笑认为是无稽之谈，并早已弃之脑后，谁知这样无稽之谈竟屡屡出现，不能不叫人言服。

从当初许世友将军大笔一挥把我从刑场拉回，到如今的李进、洪沛霖又在这关键时刻给我出了一把力，我不知说什么，也丝毫找不出“为什么”的答案。

如今，这三位在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人都已经相继过世，我将深深地怀念他们，直到永远。李进同志的这封信我也一直珍藏着，作为传家宝传给我的后人。

监狱里的我还在一天天地等待，照样的日出日作，日落而回，没有任何的改变，只是心中的焦虑一天天地加剧。

监狱中的干部还是从前的老样子，他们长期形成的单一思维模式的管教方式不可能有丝毫的改变，更谈不上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看到什么，体验到什么，当然更不会联系到实际工作中去。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准备，他们还是认为判了刑的政治犯决不会无罪释放，决没有这样的可能，虽然态度有所改变，但那都不是实质性的。

尤其是对我，他们也是在观察，在看，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尽管他们不希望奇迹”发生，想象中也不会发生，这是他们长期形成的职业思维，这次他们又会看到什么呢？

一九七八年七月初的一天，也就是我的上诉书寄出去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天气异常的炎热，我带着芦帽，光着身子正在大田里劳动，汗流浃背，徐指导员走到我的面前叫我：“回去！”

回去干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但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凶兆。我光着身子站在那里，十分疑惑。

“我一个人回去？”

“你不一个人回去，还要我陪着？到中队部！”徐指导员说。

于是我走上前，伸出双手，准备戴铐子，此时我不忘是大组犯人的身份，“一人行走就要戴铐”嘛！

他看着我，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却又很快消逝，说：“戴什么铐子，赶快回去。”我愣住了，四周的犯人也愣住了，当我刚刚反应过来，转过身，撒腿就跑，朝两公里外的监狱跑去，光着身子。肩上搭着一条白色毛巾，头上的芦帽早已跑掉，刚刚剃过的光头在阳光下照得发亮……

当我气喘吁吁，光着上身光着头来到中队部时，见到赵指导员正和两个人在谈话，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喊道：“报告指导员，犯人任毅来到！”

指导员见我来到，站起身来，那两个人也站了起来。“进来！”指导员发话了，语气十分平稳。

“你的衣服呢？”

“在工地上！”

“呶，坐下！”指导员用嘴示意一下中队部墙边的一排椅子，我坐了下来，他不声不响地走出了中队部。

那两个人也坐了下来，一个人从公文包里拿出纸和笔，我看见那公文包上“卷宗”两字十分醒目，于是提问开始了。

“你是任毅？”

“是的。”

“到这里几年了？”这好像是明知故问。

“八年多了。”我抬头看着他们说。

那时，我还不知道案子会这样快就来复査，只当是和一九七三年那次的外调一样，所以提醒自己保持尊严和气质，以免被对方的气势所压倒。其实，此时光着身子的我还有什么尊严和气质，一身晒得黑不溜秋的皮肤，极其狼狈，然而我这一次的提醒都是错的。

“我们是建邺区人民法院的，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收到你的上诉书，来对你进行重新审查的，你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的。”来人开门见山、简单扼要地说明道。

我等的这一天就这样悄然而至，我抑制住心中的狂跳和兴奋，却似平静地回答。“从哪里开始讲？”

“就从你的那首《知青之歌》开始”

此时在我的心里，就是希望他们讲这句话。

于是我按照上诉书上所叙述的内容，那都是我早已谙熟于心的内容，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叙述得有条有理，颇有章法。

他们认真地听着，飞快地做着笔录，也不打断我的陈述，屋内的气氛是平静的，不像是提审人员和犯人的对话，只是坐的位置的不同，只是一方衣着严谨，一方赤膊光头。

叙述完了以后，他们又开始陆陆续续提起一些当初判刑的内容。

这以后又陆陆续续问了其他的一些事，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看上去他们还算满意。

屋里已经很热了，又没有电扇，他们用纸扇不停地扇着，大口大口地喝水，其中一个人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接过来，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止，可是八年了，又有谁给我这样做过呢！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在移领袖石膏像时，讲了什么话，时间久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再回答！”他们很耐心，语气也很平和。

于是，我把当初移领袖石膏像的经过讲了一遍，并承认当初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

我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了下去，讲完后一口气喝干了那杯放在我面前已经冷了的开水。

一个上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收工的犯人已经开始回监房，清晰的大声的“报告班长，犯人进去”的喊声阵阵传到屋中，引起他俩的好奇，于是走出去看这一情景，回来后一人问我：“你们就是这样上工，出工的？”

我说：“是的。”

坐下以后，他们让我向前看过记录，要求我认真地看一下是否属实，并叮嘱：“看仔细点，有记得不符合的地方提出来”。

我十分仔细地看了，发现他们记得很详细，也很全面，和我和原话没有一点点的差别，我递了过去。

“很正确，我完全认可！”

“好，那请你签字！”

一声“请”沁人心扉，八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请”字，“请”差不多已在我和我身边的犯人中消失了多年。

我签上我的名字，又极为认真地按照他们的要求在每一张记录上按上手印。

他们把记录放进“卷宗”里，告诉我：“我们回去后，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重新审理你的案子，你不要着急，还是那句话，我们会实事求是的！”

这是他们第三次使用“实事求是”这一词语。

由此看来，阳光正在穿透厚厚的云层。

我向他们告别，离开队部，径直朝监狱大门走去，肩上还搭着那条“414”毛巾，没有人看着我。

快到监狱的门口，我回转过身，看见那两个人还站在中队部的门口注视着，我深深地向他俩鞠了一躬，又转过身去，大步走向监狱，不再回头。

奇怪的是，赵指导员在整个提审过程中，只打了一个照面，直至最后他也没有回来，我想，现在他心中已经开始明了了。

回到监房以后，大多数犯人已经吃完饭了，伙食班的犯人从监外给我带送米饭和菜，都是加量的。

犯人们不等我吃完饭，纷纷地围拢过来，他们奇怪上午工地的景象，关心地问我怎么一回事，我只是讲：“又是外调，有关别人的，也有我的。”

细心的嗅觉灵敏的政治犯人心中明白，若有所思地说：“任毅要出头了，要出去了！”

语气中夹带着悲哀，一是为我，二是考虑到自己。

我告诉了张子锐上午发生的一切，他摇摇头对我说：“没想到会这样快！”

当天的下午，又出工了，还是徐指导员带工，我跟随着大组的犯人照样在解放军的押解下走向工地。

在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徐指导员叫我出队，跟他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等我们渐渐地离开大队伍，完全不在班长视线里时，突然他对我说：“你这小子，还真有眼光，我没有看错你，还记得那次的剥花生吗？当时我就没有让你难堪，那样的事也只有你才能干出来，你很有心计。”

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徐队长已升为徐指导员了。

“谢谢您，指导员！”我第一次用“您”的称呼。说完我的眼眶里泪水在打转，也就是从那次“剥花生”之后，徐指导员在我心中的形象令人刮目相看，我开始从内心服一个人了。

看到我的眼泪快掉下来，他也有点动情了，只是他克制住了，我看得出来。

“回去，回去后好好休息，明天再出工。”

说完他大步向前，追赶那已远去的大队犯人。

此刻，我意识到，我要出头了，快了，一切都快了。

此刻，我突然心情沉重起来，想起劳改队，想起徐指导员，想起那些平日相处不错的犯人们，想到不久的将来，在我即将离开这监狱之前，反而平添了一股难以割舍的感情。

回到监房里，一切空空荡荡，显得异常平静，望着裹着被子坐在那里的张子锐，我疾步走了过去，把上午和刚才发生的一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告诉他我真的要走了，说不定今天，说不定明天。他平静地听着，白皙的脸上开始泛红，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比我行，真的，不是我夸你，我算白活了这么多年。”

“老人家，不能再等了，难道你要死在这劳改队？”看着他那早已弱不禁风的身体，我有点急了。

“我早就写好了，只是不敢交上去，今天晚上我就交！”老人家动心了，一下子气色也好了许多，我为他从心中高兴。

自从我寄过上诉书后，许多犯人都开始行动了，尤其是看到我有了结果，上面开始来人了，短短的几天，竟有十二份上诉书递交给了干部，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被批斗，也没有调到大组。

时间又一天天地过去，母亲频繁地来信，干部甚至不再拆封检查，原样地给了我，我开始有了一点“准公民”的待遇。母亲在信中告诉我，建邺区和市法院的人都认识她了，叫她不要再这样辛苦地来回跑，在家里等吧，一切都快了，还告诉我，建邺区法院的接待人员还送她出门，叫她放心，尽管放心。

当初我也是投案后被干部送到车站，如今我母亲也被送出门，何其相似，但结果却是完全不同。

不久，我们一家已从泗洪回到了南京，一切都已经恢复到过去，还是南京人。一九七八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切都预示着，胜利在向我招手，曙光就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