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生桥
南生桥，原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二十五史梦文化解读》《雕虫写龙集》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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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轶文！陈忠实1985年讲座记录稿／南生桥
西安文学院提高班结业典礼合影
1986年4月20日，北院门里大皮院。二排右二刘大鹏、右四和谷、右五平凹、右七李小巴，右八王愚，二排左三景平、左四韩俊芳、左五权宽浮、左六姚廷若、左七田有生。
1984年3月7日，召开作家代表大会，成立西安市作家协会，黄悌为主席，贾平凹、权宽浮为副主席。1985年，增选和谷、景平、商子雍、子页为副主席。市作协成立后，编制7人，贾平凹、权宽浮、和谷、景平、刘大鹏、韩俊芳及徐剑铭、黄河浪（聘用）。办公地址在钟楼社会三路所巷55号后院小阁楼。始创办《散文报》及西安文学院，贾院长，和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讲座若干场，并有内行《长安园地》。后《长安》改革，子页、和谷任主编，迁至莲湖巷2号，89年6月后停刊，和谷迁居海南岛。刊号易为《美文》至今。黄悌，话剧编剧，市文联主席兼市作协主席，89年免职。权宽浮，部队转业作家，名作《牧场雪莲花》。子页，姚正兴，原西安市委书记何承华秘书，诗人，《长安》副主编、主编。景平，西安铁路文工团编剧，现迁居澳洲。
真实与虚构
——陈忠实1985年4月7日在西安文学院的讲课
南生桥 记录整理主持人介绍：陈忠实是西安土生土长的作家。60年代高中时即创作。以后做中学团的工作，又作过卫生院长，公社书记。熟悉农村。短篇小说《信任》1979年获奖。短篇集有《乡村》。近上海要出中篇集。现在省作协，近为领导成员。
今天是第三次在西安作文学专题讲座。自83年中以后再没讲过。哪儿也没去。因为以前讲的是两年以前的生活感受，生活是发展的，自己感到不足，所以躲起来读书写东西。今天就此题目讲自己的体会。
一、真实。人们通常理解是二层：①生活真实；②艺术真实。一个好作品，具有艺术真实，就具有生活真实。只有具有生活真实，才能产生艺术真实。发生问题：有些作品具有一定的生活真实，也具备一些艺术真实。有的不具备生活真实，也不具备艺术真实。生活真实，非指生活中的实事。有时写的实事，编辑说不真实，读者也说不真实。这是具备生活的真实，不具备艺术的真实。作家如何从生活中发现素材，然后升华成艺术品，这是个大问题。自真正的文学开始以后，即被人探索。胡采就有一本专著《从生活到艺术》。这个问题有一定神秘感，一些只搞创作、不研究理论的人也说不清。搞创作的人，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创作实践解决。不然，创作很难跨开一步，或继续前进。创作本身就是从生活中概括、提炼，然后写成一部作品。不锻炼出这一套本事，创作就弄不成。这是一个作家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志：直接掘取生活素材加工成艺术品。具备了这个能力，创作就能开始、发展。对生活掘取的能力，标志着作家的成熟，这是要害。其他如写作能力、艺术技巧等也重要，但从生活中掘不出东西，那不行。有人读了好作品，发现其中写的与自己生活中的经历相似，大吃一惊，发现自己原来没认识。而要自己认识生活，却又不能够。创作的神秘之点即在此。这一点是否过关，是决定一生成就的关键。要能从生活中掘取。这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要从创作实践中培养。我自己原来读了一些作品，是写农村的，感到很亲切。我开始写时，熟悉的人和事进不去；而写未发现的，就编。怎样编？是摹仿别人。这是扶着墙，叫别人拉着手走一段。我开始写的散文即属此类，是摹仿的结果。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概括为小说是73年的《接班以后》。其中有阶级斗争。我自己总结，此作对自己非同小可，它第一次从我经历过的生活中直接掘取了素材，我试了一下自己的能力，就这样跨出了一步。此前散文所反映的都不是我熟悉的生活，是照猫画虎。初学写作，摹仿不奇怪，只要不照抄就行，不要当滕文公。这如小孩子走路。第一步的直接从生活中掘取素材，其高兴与第一次在地球上走路相同。这点非苦练不行，是真功夫，走后门不行。不加强这方面的功夫，不会有出息。不能老摹仿下去。这个本事怎么得来？要观察。没发现就没有掘取。要认出金矿和煤渣。冶炼就是概括生活，但首先是认识。还有理解生活。生活中惊天动地的事，往往写不成作品，而能写成报道。观察生活，是我58年上初中读《创业史》时发现的。《创业史》对我爱好文学的启发，是我非常感激的。其中的风土人情、意识形态，使我非常激动，感到柳青确实绝了。就是这些普通的人，就会使你觉得他们有许多可写的。我开始把目光投向周围平常的人。开始观察时发现不了什么。后来看苏联某人写的，作家要有记事本，区别于日记本。记事本要记下人物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我就坚持了几年。不仅练了文字功夫，而且锻炼了观察生活和人的能力。记事本强迫自己每天写。那个本子“文革”中烧了。其中什么都有。这种锻炼久而久之就锻炼出人的非常敏锐的观察能力，在作品中形成细节。即使不记在本子上，写作时也会突然蹦出来，很自然地蹦出来。这是观察生活，提炼生活的能力。艺术是无止境的。这一步一定要跨出去，不然采不来东西。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生活重大问题的感受能力，对生活有发现和深刻的理解，有了不写不能平静下来的创作时刻，就是创作的最佳状态。生活中发现了一点东西，怎样形成作品？讲我的一个中篇《初夏》（去年发于《当代》）。此篇共写了三年，三稿，为我创作中最痛苦的时刻。最初开始时是农村变化时，开始写了4万字，10天即写成。写出后放下了。后又改成6万字，在北京叫《当代》一个编辑看。他认为基础好，但没写开。于是再改。送去后他们认为好，有人说要写成长篇。我不打算写长篇，于是再改。其事：农村初实行责任制时，很多人想不通。我是解放那年上学的，在公社十多年，接触的老是集体富裕的思想。当时，我想不通。虽然不敢反对，但很痛苦。农村的贫穷，我知道。通过什么改变？81年那阵大家都议论。我当时感到这种变化，想写，又想不通。81年秋，理解得通了点，于是写了几个短篇。写后又觉得不足以反映，于是写出了草稿。原来写反对分地的人，主要是写他们怕失去特权，后来发现不完全是这样。我发现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失落感，他们在集体工作几十年了。次年春的一个三干会上，一个支书讲队上分完了牛，次日早饲养室就被挖了窗子，揭了瓦。正要报案时，一个马跑回饲养室，在支书身上拱。其后新主人赶来拉回马。支书说，马磨蹭他时，他流了眼泪。几十年咋弄成这样了？在会上说时，还动了感情。后以此写成一个短篇，先叫（邹）志安看，叫他把关。他说可以。中篇中，对支书的情绪加强。《当代》的编辑就对老支书有兴趣，叫展开写。我心里想，会不会写出问题？我想编辑对老支书感兴趣，主要是这个人身上表现出变革时代的一种现实。我还给这个人物写了自传。要从他的生活道路上来研究，通过写自传来进一步认识这个人物。这个人物除了原来老支书的影子外，还有其他人的影子。我在公社的一个同事后来调到区上，但对农村仍担心重重。人物中也有了他的影子。要说特权，责任制以后，仍然搞特权。谁捞的最多？大家心里清楚。年前我到户县，发现支书要搞特权。要搞特权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搞特权。他们的适应性非常强。老头的痛苦，是八十年代初特有的。他们搞了几十年，没成效；要改变，又留恋。我由此想，敢不敢概括提炼自己观察的生活，是个魄力问题。我遗憾的是，自己写得不大胆。同一作品中的姑娘，是虚构的。写短篇要简洁。写中篇则不能只写穿黑褂褂的男人。要写穿花衫衫的女娃。人物一进入作品，不能只当作点缀、调味，要透过她折射出农村几十年的变化。其体会：是我中学时一个女同学，她家是地主，也要给她找一个地主婆家。当时好多地主家的女儿违心嫁给有残缺的好成分的青年。但她家不同，姐妹都一样。他家怎么想？为不受歧视。这种心理，在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不可能有。只能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有。那时还要问你得是个团员，现在则不问，只问一米八，文凭，帅不帅。扭扭捏捏，老老实实的则不行。六十年代的生活运用到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了。对生活的发现、感觉，促使作家要反映出来，企图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理解概括生活。这与各人的经历、理论有关。不要只跟生活，对生活要有热情的态度，要热情地去拥抱生活，特别是对过去的生活有体验的人要注意生活的变化。我们今天所处的变化，是多少年遇不到一次的。这一次过去了，你不关心，就要留下很令人遗憾的空白。要多接触人，了解单位。对生活的体验有两种：①下去，找个地方蹲一蹲，跑一跑；②自己在生活位置上直接感受生活。我主要采取后一种方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岗位去感受时代变化。这种感受是最基本的。主要靠每日每时的感受。生活中稍有变化，就会发生反响，有人议论。这要从古来的传统考虑，要从解放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考虑。国家要管大事，不要去管牛仔裤。能容忍国家几百万元，却容不下几个头发圈。对生活现象不能一般化看待。二、长期积累与偶然得之的关系。偶然得之，如一根电火引发一堆燃料，它可以一下子引燃几十年的生活积累。我在《文学家》的《八字》写了一个被生活嘲弄而又嘲弄生活的女性。那是一个农村作者讲的：有两个学生补习几年，同住一房。后一个考中，一个落榜。在最后同住的一晚，落榜者用斧头把考中者砍死。其心理是嫉妒之火的燃烧，还有很次要的爱面皮的思想。嫉妒是各种人都有的一种坏毛病。但我对现在的中学生不了解，于是写一个农村老太婆，农村叫“盼人穷”。嫉妒心强的人品质不好。“文革”中正是把一些这样的人推上要位。这个作品就是偶尔得之而成的，在于我多年的农村生活的积累。生活积累越丰富，创作的余地越大。三、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对创作的影响。我读作品，感到有两种情况：①作家自己对社会的全面的反映；②作家自己生活道路的概括和总结，读者从作品中能看见作者的影子。巴金、杰克·伦敦即如是。他们写了很多书，而写得最好的恰好是带有自己生活经历的东西。作家的经历，在写时，会情不自禁地带进去，或非常明确地要写自己。而写出的当然不会同于原事。能感人的也是这部分。因为作家自己经历过的总比客观的来得深刻，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作品，真情实感就全出来了。知青作品即属此类。所以，生活经历决定了作家的气质。要把自己生活经历中最宝贵的东西表现出来，还存在一个敢不敢写的问题。杰克·伦敦的生活经历非常复杂。生活经历复杂会成就作家。一个生活平平的人要写出深刻的作品来，不大容易。不受苦，不可能理解艰难痛苦者的痛苦心情。张贤亮不当右派，恐怕写不出《绿化树》中的饥饿感觉。阅历广一点还是好些。生活面要搞宽，多经一点，多听一点。我过去写的没有自己的经历。去年在《延河》上发了一篇《马罗大叔》，引起了我自己的一点经历。后又在《飞天》上写了中篇《夭折》。我一旦写起自己的经历，跟写客观的就大不同，心情是一阵一阵地激动。跟写客观生活不同，文字都不同。我于62年回家。当时在家里的煤油灯下看书写作，灯还不能太亮。《夭折》写一个和我同搞文学的同学。他63年即发表作品，“四清”以后不行了，后被打成反革命，稿费被收去买了篮球。他当木匠。近来又想写，但水平仍停在60年代，写不成。我要写这个人，对过去的生活要剪裁、补充，有的不能写，有的要细写，有的要虚构。其中有一个细节是我俩去看电影，过河后想吃烟，卷不成旱烟，后两个人凑成1角2分，买不到一盒《航空》，只买了几根，悄悄地走了。我们当时买后都感到难为情。现在回忆起来，就在作品中渲染了一番。又，在骡马市文化馆，当时有一个文学讲座，我俩去听，无钱坐车，步行30里。到纺织城的水沟村住黑店，次早即来。听后很高兴。上次还和他提起那晚的情形，睡在光席上，共盖一条被。到半夜臭虱成排爬出，如坦克一样。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多的臭虱。我曾当过民办教师，在卫生院是应名。农村的经历很多，很熟悉。城市生活则不熟悉。个人的生活经历，一旦写出来，情绪会不一样。我现在还不想写自己的经历，等将来蹦不动了再写。现在先反映当前。写自己的经历，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东西，作者在于和读者交流，求得理解。斥之为“自我表现”不好。那也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我过去的经历对自己的创作有重要作用。我想，自己当年考上大学，在城市工作，会不会成为农村题材的作家？我高中时的同学，当初有共同的志向。但他们上大学中文系以后，都不写了。我回到农村后，生活中微笑很少。路遥比我更痛苦。他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大部分为他的生活经历。我回到农村，要写，是为了奋斗，为了以别于父兄及周围的人。我有不甘于那样生活的个人感情。也没有成名成家、挣钱的企图。觉得像父辈一样辛苦不得温饱不如死去。62年回家后，生产队把红苕蔓都用秤分，分回后，放在避风雨的地方，晾干后在碾子上碾面，再用磨子磨，和上些麸子，用布丸成团。我想这样活一辈子，还不如个猪。我想，念了12年书，还挖弄地不行，总得发挥一点作用。当时我还没想过走后门去搞什么。我只想写出好东西。所以当时一盏煤油灯，一壶水（止瞌睡）。写，看。没有人看过。这样搞了两三年。当时想，全当考上大学，奋斗4年，看能不能发表作品。事实上，两年多以后就发表了虚假的作品。其后到公社，学大寨，才了解解放后农村的一些过程，工作中和好些人谈过。有一年，我参与了一本村史的写作，了解了解放前。有人说两三岁时的事都记得。我七八岁时的事都记不得。所以，对农村我有较全面的了解。而这些在作品中还没有怎么接触到。绝不要轻视自己的生活经历。阿城的《孩子王》写得非常好。是作者写他自己下乡当民办时的一段生活。生活中要有惊天动地的事，如华山抢险，那是几十年遇一次。重在要感受时代中一般人普遍的心理情绪。我创作中，从生活中受到启发，形成作品，大致如上述。概括地讲，最重要的是生活。对生活有艺术概括能力，必能当作家。没有概括能力，哪怕经历再丰富，也写不出。苏联卫国战争打了4年，但写了几十年，掀起三次浪潮。最近的有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因为其参战者有很多知识分子，所以常写不衰。我们的战争参加者，大部分为贫下中农，革命后，拿笔杆子比枪杆子重。有文化素养的人，就留下了很可宝贵的作品。我们的战争题材，还没有突破“敌人可憎，我们英雄，最后我们胜利”的模式，苏联早已越过这一道高岭了。生活经历很要紧。鲁迅写不成长征小说，与之有关。创作得有个最基本的态度：创作能力的获得，在成名以前，难知有无天才。我初写时，最大的障碍、最大的压迫是“天才”二字。退稿以后就想到，欲罢又不甘心。于是就决心奋斗十年八年，看有没有天才。所以，天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践。我文化素养不高，只听过一次文学讲座。只是独个儿摸索。既自信，又自卑。我从来没拜访过别人，是由自卑引起的。爱读《创业史》，但终于没见柳青。用读书来弥补拜访，我想，找见柳青，他能谈个什么呢？去了又畏畏缩缩的，怪难受。他对别人保守，但不能对他的作品保守。我就把他的作品拆开，反复读。这是个笨办法，有收获。读书有泛读，对喜欢的反复读，看他妙在什么地方。近读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先读了中短篇，感到语言非常简洁，比苏联的简洁多了。他的作品明快极了。读后使人震动、启发。阅读别人的作品来校正自己的笔锋是很重要的。任何人都是走过别人的路，再走自己的路。借鉴重要，但文字功夫借鉴不来。自己的文字必须通过自己来练，两万字的废稿和十万字的废稿，其间的表达能力不同。文字过关之前有痛苦。人对自己的估价，总在动摇和坚定之间。一旦发表了作品之后，动摇就退后了。但在要有新的突破时，又会痛苦。总之，欢乐是短暂的，痛苦是长久的。冲破痛苦则有新的收获。前一向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最高兴？我说是在接到刊物，重读作品读到好的细节时，心里最舒服。但紧接着又被不能前进的新痛苦压倒。当作家容易出名。一个青年作者小学教师，刚发表一篇作品，就收到几个姑娘的求爱信。也有利。问题是，光凭名、利，想在名利上成事，弄不成。当你痛苦时，便会想到“卖饸饹比这挣钱挣得多”。要有事业心。我不敢说为革命创作，基本上是从兴趣出发。我当初穿上光褂子，从乡下跑到西安读书，初中时爱文学作品。开初时写了作品，发表后只给两本刊物。要写，只是因为爱好。一年写一两篇，算是过瘾。4年发4篇。79年调到文化馆，一年就发十几篇。有人既为革命，又为人民，再加上挣钱，几股力量合在一起，动力会更大。成名之前的痛苦，“天才”们都经历过。即使成名，这种痛苦仍存在。能不能突破自己，就是痛苦。所以，创作是马拉松，不是短跑。要靠韧劲，靠力度，半途而废不行。其次要学习。不光是文学作品，还有自然，特别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过去不爱学史、地，结果创作受影响。懂历史的人与不懂历史的人认识问题的深度大不一样。我感到自己过去所接受的理论观点，与今天的生活不适应的观念的改变，不是听几句时髦的口号所能济事的。不是变口号的问题，必须用新的知识来武装自己。只有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新观念。新观念是纠正自己的思想，使之符合今天的实际。严肃认真地剖析，反社会的人，要改变观念。改变观念的过程，可能产生新的创作要求。第三，创作要诚，要走正路。“创作是愚人的道路。”（柳青）不正之风，要冷眼看待。没有靠别人帮助出来的作家。有出息的作家，都是靠自我奋斗出来的。有的夭折了。但一旦挣脱了，就会大有出息。79年看了日本的一个作品《狐狸》，大受感动。那里说：狐狸家族有个瞎子，其他的狐狸有的被夹子打住，有的被人抓住。我想业余作者，就同这狐狸差不多。有的可能遇到家庭变故，有的遇上政治运动，还有其他种种原因。而最后能挣扎着站起来的，反倒比大家强。所以，很重要的一条，是自己受苦，吃大苦，吃了别人受不了的苦，才能写出别人写不出的作品。想成一点事的，先准备吃大苦。要走正路，一方面在反映客观的同时，还要注意自己内心。搞创作的人，要歌颂光明，鞭挞丑恶，自己首先要光明一点。一个灵魂肮脏的人，很难憎恶灵魂肮脏的人。如一个生锈的铁片不能颤动出音乐一样。我曾写过，保持自己心灵的一片绿地。任何风雨日光不可能使发黄的草焕发。所以自己不能搞不正当的事。这关系到创作生命。我创作，很大一部分是凭激情，不凭技巧。我不在原稿上改，全凭感情涌动。修改无激情，是纯文学的加工过程。所以，要保持心灵的活力，能跟人民、党一样，憎恨丑的东西，保持对时代风雨的感受。得一点小利往往会贻误大事。警惕自己不要被歪风邪气侵蚀。我只讲些创作实际，理论上不太懂。2019年4月23日录讫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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